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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媒體 > 公民教育

新常识第三章 国民主权与结社自由(上)



2017-01-19 18:45:48

在中国,除了长期垄断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所谓的 “参政党”,但这些党派的存在,并不能掩盖中国缺乏政党竞争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事实,也不能掩盖中国的国民主权已被执政党篡夺的事实。因为,这八个党派均在各自的章程中,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和共产党并无任何政治竞争关系,更没有成为国民选任执政党的替代选择。面对国民主权被执政党篡夺的事实,它们不但不去反对执政党的篡权行为,反而极力支持和粉饰这种篡权行为,而国民却仍要为这些被阉割的政党,年复一年地提供巨额的活动经费。可以说,这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的存在,非但没有减轻中国人受到的压迫,反而加重了中国人身上的负担。

政治权力的垄断,可为垄断者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为了维护和扩大这种不正当的利益,垄断者反过来又会极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和反对,经常残酷地镇压异己和压制异见。因此,篡夺国民主权的权力垄断者,总是毫无例外地具有贪婪和暴虐的特性。为了尽量解除人们反抗压迫的手段和能力,他们不但严格禁止人们成立新的政治组织,而且还要剥夺人们一般性的结社自由。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真正享有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结社权。当我们说一个人享有某项权利时,总是表示这个人享有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行动的自由,他人不得侵害或干涉这一自由。必须承认,任何权利所包含的行动自由,都有一定的界限。权利既赋予,也界定了权利人自主行动的范围。

一项权利的行使哪怕需要具备最苛刻的条件,只要这些条件尚有一丝成就的可能,且只要这些条件万一成就,权利人即可在权利界定的范围内自主行动,这项权利仍不失为一项权利。但如果一项 “权利”的行使,不是取决于其条件成就与否,而要取决于“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个人或机构的同意,并且这些个人或机构可以独断地决定同意与否,那么这种“权利”已完全不再成其为权利。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古代的奴隶也享有结社权(如果他们的主人同意的话!)。

这恰恰是中国人的结社权所面临的境况。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但该条例并未规定,在具备何种条件时,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同意申请人的申请。这样一来,业务主管单位就可以任意和独断地决定,是否允许申请人成立社团。

该条例第九条还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这意味着,没有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人们甚至不能进行成立社团的筹备工作。该条例第三十五条又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见,中国人不仅没有结社权,甚至也没有结社筹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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