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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媒體 > 公民教育

民主先声(1~10)



2017-01-13 13:40:42

【编者按】“民主先声”系列是郭泉先生入狱前坚持创作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前瞻性。郭先生的勇敢、为中国民主事业的付出有目共睹。他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更高的榮譽。


【作者简介】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提倡建设多党民主竞选政治体制。

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刑事法官。

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做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隋唐佛教圆融思想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自由与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韩国佛教圆融思想研究》(台湾《法藏文库》佛光山文印社2002年版)、《解构主义的童话文本》(群言出版社2005年)、《自由文学阐释学派2005》(中国文学出版社)。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001年获南师大211工程资助专案一项。2004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2005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政治思想工作一等奖。2006年获第六届金陵文学奖。

2008年11月13日郭泉被南京警方带走,并抄家。家属被告知郭泉已被刑事拘留,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2009年6月10日,由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8月7日,在宿迁中院开庭审理。8月24日,郭泉的辩护律师郭莲辉被告知延期审理。

2009年10月16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郭泉有期徒刑10年。


民主先声1:人民满意才是检验社会和谐的唯一标准

和谐,不是你一个人说和谐了就和谐了。和谐是一种双向行为,而不是单向行为。

这个道理很简单,最简单的例子是性和谐:双方都愿意并都开心,才叫和谐;而一个人想和谐但另一个人认为不和谐或根本就不想和谐,这种行为无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是在根本上属于一种强奸的范畴。

和:禾口之合,禾,粮食之意。禾与口结合,意思是人民有粮食吃,大家都能吃饱,于是就和。

谐:言皆之合,言,言论之意。言与皆结合,意思是人民都能开口说话,言论自由,于是就谐。

不让人吃饱,下岗失业举世闻名,怎么能和?

不让人办报,封锁消息世界第一,怎么能谐?

所以,人民满意才是检验社会和谐的唯一标准。

其余,我就不废话了。


民主先声2:“中国国情”不是你们搞腐败的借口和挡箭牌

有些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手里有两套法宝:一套是“中国国情”,一套是“与国际接轨”。当制定不利于人民的政策时,如房改,要求大家自己掏钱购买商品房,就说是和“国际接轨”,理由是,人家外国都是自己买房子,没有福利分房的说法,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恰恰忽略了人家外国土地私有这个关键因素,中国人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都属于国家,却要被迫付出昂贵的价钱购买一套只有使用权的商品房,而当人们对此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又会说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

又比如医改、教改,人家其他国家是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但这一点他们又不与国际接轨了,又强调中国国情了,什么财力不堪重负啦之类,结果导致大家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又比如所谓“高薪养廉”,据说是新加坡、香港的成功经验,所以要和“国际接轨”,所以五次三番地给公务员加薪。但人家严格的监督制度,对公务员近乎苛刻的约束,廉政公署等等,他们又不和国际接轨了,又强调中国国情了。

韩国首都汉城(现名首尔)只有14辆公务车,这点他们就不愿意接轨,中国现在一个乡镇14辆公车都不算多吧?

这就是中国国情。


民主先声3:在被强奸中活着和因反抗而死,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我今天捡破烂路过一个村子。看到一群人围着什么看。挤进去一瞅,是个男人在强奸女人。

我大惊,问:“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村里人告诉我,那男的是村长,原先村里人包括那个女的生活很穷,经常饿死人,不仅受村里的地主恶霸欺压,还受外村人欺负,被恶霸和外村人强奸、杀戮,后来是村长领着一帮人把恶霸和外人打倒、赶走,大家选他当村长,村长又让大家都吃上了饭,所以村长的强奸是让被奸者吃饱饭的强奸,比以前的强奸强多了!大家觉得还是村长的强奸比较好。

我说:“那女的怎么不反抗?再说你们都是被奸者,怎么不帮这个妇女?”村民象看个外星人似的看着我,说:”反抗!怎么不反抗!反抗这个,那个新的又这样,我们村村长没人能管,叫谁当村长谁都这样!再说,村里的民兵、治保联防队都是村长的人,他们有刀有枪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不想活啊!”

我说:“那你们连骂都不敢骂,就这么不吭一声?”村民说道:“骂?谁能骂过村长啊,他有大喇叭,他在广播上把你家的丑事一广播,把他的道理一讲,村里人谁信你啊。”

我说:“那你们可以告他啊。”村民说:“告?我们村规定,近几年的主要是解决吃饱饭和吃好饭的问题,在解决这个主要问题过程中出现的东西,可以搁置不谈,等大家都吃的很好的时候自然就解决了,仓廪实而知礼仪啊,是生存还是不被强奸?当然是先要生存权。再说了,饱暖思淫欲,强奸,这是吃饱饭必然带来的阵痛,是村情决定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我问那个被奸的妇女:“你不觉得你的人权和尊严受到凌辱吗?”妇女在下面喘息说道:“啥叫人权和尊严啊,俺不懂,俺只知道他这样压着俺、弄俺,是不对的,俺挺累挺疼挺难受他还不给钱。”

我说:“怎么素质这么低!”旁边村民冷笑道:“你以为你聪明,村长的治村方略是一整套的,要联系地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村长要随意强奸我们,首先,给我们吃饭,要让我们感激他;第二要给我们理想,说跟着他干以后会更好;第三,有民兵和治保联防队,给他保障;第四,有大喇叭、黑板报给他宣传,帮他批判不服的社员;还有一条,他让村里小学收费,于是很多人上不起学,于是就不懂人权和尊严,于是就没有你这么多想法,于是村长就可以清清静静地强奸。而那些上完学的孩子,一般是村长他们家族的或者得到村长照顾的,不会对抗村长;有几个倒是出息的穷孩子,但一毕业,村长就让他们到村委会或村办企业,待遇很好,都对村长感恩戴德,加上村长对他们灌输的强奸教育很多,这些知识分子,女的想为村长献身,男的想在村长强奸时帮他按住腿,那里还有你这些胡思乱想。这样,村里比如有一百人,80人是没文化的文盲,有文化的20人,大部分成为村长一个阵营的,你说,再有个把不老实的能翻什么浪?所以在我们村,什么都是为村长的强奸合理服务的。”

我说:“那你们就愿意这样被强奸下去?”村民说:“也不象你说的那样悲观。村长还是在不断的往好里做的。他大儿子偷村里的粮食,被他打断了腿;村长有次喝醉酒,把一个幼女强奸致死,他清醒后打了自己好几耳光,关了自己三天禁闭,没吃饭。你看他现在强奸,动作就很文明,被强奸妇女身下还垫了村长的军大衣,村长还知道戴安全套,还非常与国际接轨,跟录像里外国人干事似的,耶儿耶儿地叫。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说:“那你们就眼看着被奸者遭受痛苦的蹂躏?”村民沉痛地说:“是啊,我们一直在致力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激进的人认为被奸妇女要使劲推翻村长,但这样容易使矛盾激化,影响村里团结安定的来之不易的局面。更多人以为,挣扎解决不了她现在的痛苦,反而有可能增加,而且还会影响全村的建设。既然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无法迅速改变,就只有顺其自然,达成共识,让这个被强奸的妇女要承认自己是弱势群体,承认这是一种必然现象,短暂阵痛,不要挣扎,可以换一个舒服点的姿势,主动迎合强奸,把村长当成一个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幸福的好男人,配合他的动作。这样,就不会痛苦,还可以体验到欢乐!”

这时,村长听我们议论得越来越没边,对旁边的村小学校长说:“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干,让他们的逼嘴一闲着就胡说,你跟他们讲,现在专家认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杀了很多少数民族兄弟,而秦桧是社会和谐、民族融合的急先锋,秦桧才是民族英雄呢。”

村民一听小学校长说这话,顾不得和我议论了,立刻面红耳赤地和小学校长争论起岳飞和秦桧到底谁是民族英雄的问题。一个村民对村长竖起大拇指:“村长真民主啊,连这样重大的问题都拿到桌面让我们和校长一起辩论,过去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可见我们是真正的民主啊!”村长微微一笑,趁他们去争论岳飞不注意强奸了,又吃了一个蓝色小药片,拉过另一个少女干了起来。

在这片热闹的场面中,我忽然什么都明白了,明白得自己觉得寂寥,觉得害怕,觉得自己可怜,我忍不住要哭出声来,脱口的却是一句:“收破烂哎——”全村人一楞,都鄙夷地看着我。


民主先声4:和平时代,腐败就是人民最大的敌人

近6年中,中国因腐败问题倒下的官员是“三大战役”的总和。
如果以受到纪律处分为受伤,以开除党籍结束政治生命为死亡作比较,情况如下:

死亡:三大战役中,我军阵亡46993人,5年来在腐败中倒下的人数(开除党籍)137711人,是三大战役的近3倍;

受伤:三大战役中,我军受伤人数为183624人,而在5年中因腐败受伤(纪律处分)的人为708439人,是三大战役的近4倍;

将领伤亡:在反腐败中倒下的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被开除党籍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当于三大战役中的阵亡——

县(处)级干部28996人,人数相当于师长阵亡;
省(部)级干部98人,人数相当于军长阵亡。

而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等,则相当于总前委阵亡。

损耗:三大战役中,我军损耗火炮1108门,枪24825支,子弹9488万发,炸药168972斤。所有这些加起来,抵不上一个厦门案造成的损失。

战略:淮海战役中的民工支前是战斗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更是高达1:9。

而现在,虽然老百姓对腐败现象咬牙切齿,但是也限举报揭发。


民主先声5:两党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阴阳学说

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它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管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于是,西方一些国家认为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文化奠基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而没有在野党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

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从此,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西方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

两党(阴阳)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民主先声6:伟大中国的坚挺,不能指望一群阳痿病患的“理性”

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著全世界青年。

1985年8月15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但是,伴随着“中国愤青派”的出现,另一种声音以及他们的派别也甚嚣尘上。这一种声音和派别就是“过度理性派”,当然,他们自称为“理性中国派”。他们认为不应该纠缠于中日间过去的鸡毛蒜皮的陈年旧账,要眼望中日友好的巨大利益,他们中一些“杰出的”代表还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模式提出了一个中日关系新思维理论,这个新思维认为,如果早在20世纪就建立日本人设计的“大东亚共荣圈”将会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福祗。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新思维,而是二战期间所有汉奸的旧思维。

我们不否认经济一体化理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福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福利而对日本政府所做的有害于中国民族情感的事情缄口不言。我们更不能容忍中国的“过度理性派”根据他们的所谓“理性”对爱国青年的攻击。当然,我们也知道,“过度理性派”的攻击对“愤怒的青年”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低估由于他们占据了宣传和理论的有利地形而形成的对社会正气的巨大的削弱能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中国的“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症状负责。因为在他们的过度理性的影响下,一些被他们的过度理性蒙蔽的中国人开始无视中国的抗日战争史而向“中国愤青派”的爱国青年质问诸如“你们为什么要反日?”这样完全丧失民族情感的弱智问题。

一个过度理性的人,会被这种过度的理性扼杀了情感。过度理性的人其实是一种超理性型忧郁症病人,他们永远只信任自己的理性,他们以“现实”的“个人利益”来考虑一切事物,一旦与现实和个人无关、相互抵触,他们的反应永远是“不可行”。这种“超理性型忧郁症”是导致“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罪魁祸首。人的情绪必然跟着信念而行,当一个人的生命、理性都在大呼“不必要”和“不可能”时,情绪当然会变得忧郁沮丧、无力痛苦,“阳痿”也就产生了。当然,阳痿也有完全是生理原因的,但是来源于过度理性的精神性阳痿却是占绝大多数的。过度的理性,会将来自内在的冲动统统封杀。表现在中日问题上,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把靖国神社、教科书以及钓鱼岛问题与中国联系起来,因此,如此的过度理性,使得他们再也激动不起来了。每一种生命困境肯定都有出口,但是过度理性的头脑,将可能的出口都堵死了,因为那种对生命的无力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集结了强大的忧郁情绪,将人卷入无底的深渊。

过度理性是无法行动的。这正是“愤怒的青年”对“过度理性派”展开批判的逻辑起点。

“愤怒的青年”认为过度理性造成的无法行动的根源在于,过度理性不能容忍扰动项(perturbation)的存在。因此对于所有可能因为扰动而出现的结果,很容易倾向于拒绝接受,进而以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看待事物因扰动所发生的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他们在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反而表现得超级适应,过度理性,好像事情是发生在别国而与中国无关一样。他们之所以过度理性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设限。而当凡事过度诉诸理性就会忽略个人的预感、直觉和理想。

过度理性派的这一切都招致了“愤怒的青年”的猛烈批判。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因为他们都多少带有反对“过度理性”的“反现代的意味”。他们强调丢弃过度理性、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所以,愤青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他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城市过度理性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愤怒的青年”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过度理性化的组织生活方式和过度理性化的思维范式。


民主先声7: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思考为什么中华民族总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揭露了,一些类似的黑煤窑事件也不断被揭露。我们不应当也不会对这些事件看作是甚至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这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和解放全人类,而这些事件却完全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山西黑砖窑事件,说明在我们国家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象。比如,矿难事件的多年不断发生,夺去了无数可爱的劳动者的宝贵生命。而那些私营的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从工人身上剥削压榨出来的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豪华住宅。我们有很多日进斗金的富豪,他们的大企业一年就可增收近亿元的财富。假如让这些事情继续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难道这还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吗?!又比如,我们很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公有制大企业,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挖走了,卖掉了,甚至白送掉了,变成了美其名曰的民营企业而实际上是私营企业。

原共产党书记、厂长变成了大资本家,但还当着党员和书记。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吗?不用多说,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都是当年靠着亿万劳动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而现在它们的产权、所有权大都不属于人民了,变成了私人老板的财产了。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恐怕不只是这次才暴露的黑砖窑问题,在其他各个地方都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年年“扫黄打非”,但据说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著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这造成多少个家庭的父母子女的痛苦生活!难道我们对此就毫无办法,任其继续存在下去吗?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办得好、经营好的好端端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毫无道理地拍卖给外国企业集团,让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国内市场,挤压了我们民族经济的发展。最近媒体报导,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我国军事工业企业参股合资。即使是配套的设备、零件,这也是非常令人不安和应当反对的。没有有保证的配套怎么会有可靠的主套成套?任何一种武器装备,只要有一个零件有问题,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甚至可能自行爆炸、造成恶性事故啊!而且他们还会窃取一些机密,摸清我们的底,蚕食整个军工生产体系的!我们有多少省市县的领导对国家财产毫不痛惜,眼睁睁地拱手让给别人。

在我国目前的GDP中,有多少是国内私有企业做出的,有多少是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做出的,又有多少是国有企业做出的呢?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现在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能站得住脚吗?为什么国家主管部门包括统计部门,多年不公布出各种经济成分比重的数字呢?工人和农民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工人被迫买断工龄和下岗失业,在农村里早已出现新的剥削农民的富农和农场主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从上到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有很多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以上各类问题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确实让人惊心动魄,震惊和愤慨。但每一次发生时,只在一个时间段内作为单个的突出事件报导了,而随后的处理大都是大事化小或不了了之,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从源头上、路线方针上查原因,也很少有相关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或被撤职查办。只有一些被揭露出来的严重的贪污腐化事件不得不判几年徒刑,最多判个死缓,极个别的才判死刑。这些干部过去很多都是不错的,只是在错误思想的潮流中没有经受住考验而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的犯罪道路。

还有很多令人烦恼和深感忧虑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如股市存在泡沫,物价上涨,城市到处乱拆工厂、乱拆民房,房地产炒作,房价飙升;还有,肥水快流和廉价出口的政策,导致了低工资、大剥削、高消耗、重污染的恶果、苦果。更为严重地,有的地方向中央闹独立性,不听招呼,不听指令。

看来这次黑砖窑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

世界银行最近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资本主义之路。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呢?从表面看来,一些城市高楼林立,建起了很多合资或外资企业,也合并和扩大了一些国有企业,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就多了,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黑暗问题对照起来,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能说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要走的康庄大道吗?对于这种现象,以及某些领导人发表的掩盖矛盾、脱离实际的讲话,外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窃喜的,他们有的甚至公开加以赞许。而我们的老百姓看到这些负面问题始终不见改变,却深感痛惜和焦虑,担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也担心自己的生活今后无依无靠。
现在真可以说,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民主先声8:反民众的中国精英政治是中国快速腐败的罪魁祸首

西方公务员最怕的是民众,而中国官员最怕的是上级领导。我们从东西方公务员内心担心的事物的方向上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西方行政长官来自于民众的选举,如果民众不喜欢,那这个行政长官就无法做下去。而中国的行政长官却来自于上级领导,虽然也有所谓的选举,但是我连选票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的长官们怕上级,而不怕民众了。

中国的精英政治的这种产生方式导致了大众制约机制的丧失。不是民众不想制约,而是民众根本没有制约的手段。相反,民众却被制约著。这就是使得中国的精英政治具有反民众倾向成为一种必然。

中国的精英政治这种内心世界,也使得他们与民众共产成为天方夜谭,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党产。

他们不与民众共产,却很回应经济全球化的宣导。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搞经济自由全球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少数精英的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跨国资本设下的一个美丽的陷阱。他们的全球化更多的是以牺牲中国劳动利益和资源环境利益为代价的全球化。他们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可以使他们将国内的财富自由搬出国去。

因此,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此,反民众的中国精英政治是中国快速腐败、人民生活艰难的罪魁祸手。

然而,最可怕的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对于国内存在着这样一个危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精英集团的事实,很多人却视而不见。

郭泉:民主先声9:西方的全部的政治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制衡
其实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反大众的精英阶层,他们之所以不象中国的精英群体一样具有危害性,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一个健全的权力制约机制。这一政治制度来自人民。人民为了让自己从大量的烦琐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而把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让渡给了经过人民合法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这个政治精英的工作任务就是为民众服务,所以他和他的组织也叫公仆。

人民把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让渡给公仆后,是否就不能制约公仆了呢?当然不是!如果人民不能制约公仆,公仆就会变成皇帝。所以,人民必须拥有一种机制,使得人民的力量可以牵制精英群体。

西方的全部的政治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制衡。不仅人民力量和精英政治的有制衡,精英组织内部也有三权分立制衡。

但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威权主义国家,除了精英组织可以对社会利益和力量进行平衡,社会间不具备力量平衡机制,特别是平民大众不具备维护自身权利的政治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精英政治所做的最大事情是收缴劳动群体的权利,收缴平民大众的权利,也使中国成了一个官僚精英和企业精英可以肆无忌惮地攫取发展成果的国家。

面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中国的各种邪恶势力,中国人民又到了需要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了。


民主先声10:因爱国而入狱的人,是伟大的人

不久前,2007年6月3日,它将永远成为我们为之羞愧、痛心的日子!中国著名保钓人士李义强在这一天被厦门警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入狱,李义强家中合法私有财产亦遭警方侵犯;7月2日,李义强遭遇正式逮捕。

当我们放眼中华版图时,常常被她那壮丽的河山所倾倒。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在抗日战争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一块热土被日本非法侵占。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规定,中国可主张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此外,中国在太平洋海域拥有7.5万平方公里的专属勘探权,以及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矿区。

这些“蓝色国土”是中国巨大的资源宝库,完全能够建成中国未来的自然资源开发“战略基地”,能长期提供60%左右的水产品,2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约70%的原盐,足够的金属。此外,他每年还可为沿海城镇提供丰富的工业和生活用水。

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运输总量的90%左右要通过海上航线运输。战略资源,如石油总量的30%,铁矿石总量的50%,亦需要从海上运输。但是,在中国海洋运输通道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钓鱼台列屿、南海诸岛,大部都被它国所侵占。
如果我们失去钓鱼台列屿,东海管辖海域将所剩无几,中国南北海上运输通道将受制于人,中国海军也将失去一个极为重要的出海口。

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无法承受之痛!自1998年以来,为了保护领土钓鱼台列屿这片属于中国的神圣领土不被非法侵占,李义强曾3次乘船到钓鱼岛抗议,并在2004年参与国际保钓声明。

李义强和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参与保钓行动,只是在承担每个中华儿女都应肩负的神圣使命!只是在尽每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

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个别部门多次以荒谬的理由强行驱逐保钓志愿者,甚至对部分志愿者拳脚相加。由于保钓行动被个别部门认定“造成不良影响”,志愿者人身自由多次遭遇侵害,出来前还被提醒“以后注意点”。在合法私有财产、人身自由、行动自由遭到侵害的情况下,保钓志愿者不得不采取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可各级法院却拒绝受理有关案件。如今,又发生了保钓志士李义强被逼害入狱的悲剧。

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去问问厦门警方,以及个别逼害保钓志愿者的部门:你们视国家利益为何物?视宪法及法律为何物?视公民合法权利为何物?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简单:

1、当国家利益及领土完整遭遇侵害时,公民是否有通过抗议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

2、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是否拥有超越宪法及法律的特权?

3、是否有权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及合法权利?
宪法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依照宪法第29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这说明,保卫钓鱼台列屿不仅仅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中国武装力量及各级政府机关、部门的使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表明,当国家利益及领土完整遭遇侵害时,公民有权通过抗议等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依照宪法第五条之规定,在中国,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执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就表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自然意味着法律与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并非是不相容的。

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受法律约束并不意味着降低其身份,因而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反对的并不是这一点。那么,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已经了解:保卫钓鱼台列屿不仅仅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中国武装力量及各级政府机关、部门的使命。当国家利益及领土完整遭遇侵害时,公民有权通过抗议等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如果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因对保钓志愿者不满而介入,那么它们显然侵犯了宪法第35条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公安局因为中国公民捍卫领土的言行而剥夺保钓志愿者的人身自由,违法了宪法第37条赋予我们的人身自由,并违反了行政法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如果个别部门侵犯保钓志愿者合法私有财产,我们有权使用宪法第39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断定: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反对的是“中国公民保卫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认为自己拥有“超越宪法及法律的特权”,并“有权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及合法私有财产”——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这种荒谬的事实显然是与宪法及法律相违背的!

在李义强遭厦门警方逼害入狱的悲剧中,厦门警方未能证明钓鱼台列屿不是中国领土;未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未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更未能证明自己拥有超越宪法及法律的特权。因此,厦门警方及公诉人对李义强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厦门警方只能以“李义强在最近组织厦门市民游行反对海沧区兴建化工厂违法”为由对其实施打击报复。

但实际上,由于可能对厦门当地环境及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毁灭性打击,海沧区兴建PX厂的计划一直受到极大争论。2007年3月,全国人大及政协会议期间,105名政协委员连署议案,要求当局将这座总投资达108亿的特大化工厂转移到远离民居的其他地方。难道厦门警方要将厦门市民及这105名政协委员全数非法逮捕吗?

厦门警方因李义强“参与保钓行动”怀恨在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拘捕入狱,并侵犯其家中合法私有财产,已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法律的严重侵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规定,李义强参与保钓行动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使命,是合乎法律的正当行为。任何部门,包括厦门警方在内,都无权对其行为进行任何干涉。

现在,让我们回到宪法上来。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我们的问题使我们特别有必要关注宪法设计的上述目标。

李义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在部队是合格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他也从未放弃过保家卫国的使命。这个国家像李义强一样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捍卫钓鱼台列屿的中国公民及海外华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李义强的命运!

告诫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民主、和谐、强大的中国!请不要做伤害自己人的事!请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政府、军方应当高度警惕来自失去钓鱼台列屿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日本的狼子野心!任何对度的逾越,都可能招致灾难的再一次发生,亦可能令中国走向灭亡!

综上所述,我们的对厦门警方及个别部门的要求很明确:
1、李义强参与保钓行动,以及反对厦门市海沧区兴建化工厂属合法行为。因此,厦门警方及公诉人对其指控不能成立,应立刻无条件释放李义强。

2、厦门警方无超越宪法及法律的特权,亦无权侵占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对于李义强遭扣留的私人物品,厦门警方应立刻予以返还。

3、依照中国宪法,相关部门应制定有效政策,切实维护保钓志愿者的合法权利及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4、李义强有权就其所受侵害申请国家赔偿金。

5、厦门警方必须向李义强正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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