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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媒體 > 公民教育

新常识第七章代议制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区别(下)



2017-02-01 18:29:02

国家主权是一切政府权力和执政权的根源,任何未经主权者同意和委托的执政权,都是对国家主权的篡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民主权本身是没有限制的。人们组成国家并掌握国家主权,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能够得到更可靠的保护,因此国家主权本身也是服务于某种目的手段。国家主权既然只是一种手段,它就必须从属于其目的,因而不应是无限的,因为手段一旦失去了限制,就必将吞噬其目的。

如果国家主权不受限制,人们就等于创造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并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处于无处可逃、毫无保障的境地,而这显然与人们组成国家的目的相违背。国家主权只能是一种有限和相对的存在,因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完全属于个人的,因而独立于任何公共权力的控制之外。这就意味着,人们拥有一些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任何侵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政治权力,都将是非法和不正当的。

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全体国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并由他们组成代议机构,以代主权者行使国家立法权。代议机构基于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的授权,可以制定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但它的立法权必须恪守如下原则或界限:

第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代议机构,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国民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首先,代议机构的立法权属于广义的政府权力之一种,它源于国民主权,并在权力位阶处于国民主权之下,因而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损国民主权。而国民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即属于国民主权的最重要权能之一。其次,代议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接受国民委托的代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的意志始终高于代理人的意志。国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是国民表达自身意志的重要方式,如果代议机构通过立法限制国民的批评权,就等于是限制国民表达自身的意志,但一种低位阶的意志,并不能限制另一种高位阶的意志。可见,国民的代议机构,通过立法限制国民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完全是一种不正当的僭越行为。

第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代议结构,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人们组成国家并组建政府,是为了免受他人的侵犯,但能够侵犯他人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他思想的一部分,并且主要是关于来世的思想,因此并不属于政府权力的正当管辖范围。另外,一个人拥有某种宗教信仰,要么是因为他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认为它是合理的,要么是因为他根据自己的感情偏好,认为它是可亲的。但政府权力既不是衡量人们判断对错的标准,也不是决定人们感情取舍的尺度。

政府权力只能告诉人们什么行为该做,什么行为不该做,但不能告诉人们什么判断是对的,什么判断是错的,更不能强求人们该喜欢什么,该讨厌什么。任何利用权力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府,都是在做它根本不适合,也完全不应当做的事,因而都是僭越和暴虐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政府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侵犯,并避免让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教派享有任何形式的特权。但在中国,政府不但通过立法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无神论的信仰,凌驾于各种宗教信仰之上,因而构成对后者的歧视,而且还在国民教育中强行灌输马克思主义,因而构成对国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一个拥有宗教信仰,因而相信神的存在并赞美神的伟大的人,当他迫于政治权力的外在压力,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对一种无神论的信仰表示认同时,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痛苦和愤懑啊!

第三,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代议机构,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任何个人或机构,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即可任意剥夺国民的生命、财产或自由。人们组成国家,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免受他人的侵犯。在组成国家之后,如果有人违法侵犯他人,就必须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受到相应的处罚,而处罚的严厉程度应与违法的严重程度相适应。但代议机构若是制定法律,使得某些人或某些机构,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则显然背离了人们组成国家的目的,因而是一种严重的叛国行为。

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的程序,专横地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在行使国民授予的政府权力,而是在实施纯粹的犯罪行为。这种由政府机关实施的犯罪,远比普通的犯罪要危险得多,因为对于普通的犯罪,人们尚可向政府寻求救济,而一旦政府本身在实施犯罪,人们又能向谁求助呢?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由政府机关实施的犯罪,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并且常常是受害人难以得到救济,犯罪者容易逃脱惩罚。这也完全印证了前面说过的话:专制统治本身就是一种系统和普遍的犯罪。其实,既然那些在中国实行专制统治的人,本来就是一帮篡夺国民主权的政治强盗,人们又怎么能指望,一帮强盗在夺取了权力之后,竟然会不再像罪犯一样行事?

第四,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代议机构,不得制定任何立法,以使政府可以非经恰当补偿,即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代议机构制定普遍适用的立法,确实是为了保护和促进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并不是独立于个人利益的一种特殊利益,而只是普遍的或多数人的个人利益。比如,政府为了建造一所公立医院,需要征收并拆除一幢民房,可能确实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但这里的公共利益,除了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得到的就医便利,还能是什么呢?民房因拆除而灭失,是建造医院成本的一部分。对于一桩行为的成本,最恰当的承当者,应该是这一行为的得益者。因此,由因建造医院而获益的不特定多数人,通过税收的缴纳,来分摊建造医院的成本,远比由民房所有者独自承担更为公正。

在今天的中国,私人财产很难得到应有的保护或尊重,政府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名义,对国民的私人财产予取予求。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的公共或国家利益。如果一个政权总是要求人们为了所谓的公共和国家利益,普遍地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那么这个政权肯定是在以公共和国家利益的名义,竭力谋求特定范围内的极少数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其实已经沦为少数专制统治者洗劫和掠夺国民的工具。

第五,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代议机构,确需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议决规则,但不得制定对少数人进行歧视的立法。代议机构制定法律,是为了提供处理公共事务和解决私人争端的准据,但对于此类问题,不同的人难免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很难达成全体一致的结果。立法机关采纳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全体一致的议决规则,完全是立法事务本性的必然要求。一项法律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通过之后,即使是那些反对它的少数人,也必须受其约束。

不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本身,并不构成对少数人的歧视。首先,少数服从多数的议决规则,应是人们组成国家的原初契约的必要内容,若是缺乏这一内容,人们通过组成国家所追求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人们获取或是保留某一国家的国籍,即应构成对这一议决规则默示的同意。当然,对于组成国家的原初契约,必须采纳全体一致的规则,那些不同意的人不应受其约束;但这些人的不同意,并不能使这一契约无效,而只是把他们自己排除在这个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之外。

其次,在立法机构中,少数和多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项法律的表决中属于少数的,在另一项表决中又可能属于多数。

最后,在一项法律通过之后,对其表示反对的人,仍可继续批评它的缺陷和不足,以争取使自己的意见成为多数。多数人的意见成为有约束力的法律,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议决规则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多数人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有时候,少数人的反对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因此,保障少数人表达异议的权利,对于一个国家立法的合理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多数人若是压制少数人表达异议的自由,不但侵犯了少数人作为主权者的一分子的基本权利,而且也剥夺了自己发现和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立法过程中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是一回事,在立法中包含对少数人进行歧视的内容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两者的区别。比如,立法机构审议一项法律,准备对公民个人年收入中100万元以上的部分,征收比普通税率更高的个人所得税。尽管此项特别税负涉及属于少数的高收入国民,但由于它指向的是不特定的人群,并且这个高收入的人群每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这项立法并不构成对少数人的歧视。就这项立法进行的辩论和表决,其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分歧,只是彼此对此项立法利弊的看法不同。但是,如果一项立法要求国民中的某一特定的族群,必须缴纳比其他国民更高的税负,此项立法显然构成对这一族群的法律歧视。

任何针对部分国民进行歧视的立法,都违背了人们组成国家的目的,因此都是不正当的。人们组成国家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而不是为了恶化自己的境况。在组成国家之前,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在组成国家之后,这种平等关系也不应发生改变,因为任何有着通常理智的人,都不可能为了让自己低人一等,而组成或加入一个国家。立法机构制定对部分国民进行歧视的立法,就是使他们加入和留在一个国家的目的丧失,因而必然会削弱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立法机构制定歧视性的法律,就是在促发国家的内争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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