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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悲情 乡村女童小凤雅之死



2018-06-06 08:39:29 作者: 看中国网

今天,距小凤雅的死已经整整一个月。凤雅小小的身躯尸骨未寒,舆论却已经经历一重又一重的翻滚反转。身处社会阶层最末端,本应得到的福利常常被层层盘剥所剩无几,而一旦出了错被抓住了把柄,就会被放大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连自我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如今,事态也似乎趋于平静,真相似乎已理清,但事件背后的问题,是否会有人问津?

高墙
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习惯性在悲剧发生很久以后,甚至是悲剧已经被忘得所剩无几的时候,才有勇气来直面造成悲剧的社会体制和深层原因。

而有一些人,可能永远也没有这样的勇气。
时至今日,对于王凤雅小朋友死亡的事件,人们还在讨论媒体人的伦理、家人的道德、慈善的操守……
凡此种种,都意味着人们还没有勇气、也缺乏知识,来面对结构性的深层原因。
王凤雅小朋友死亡事件,是城乡差距带来的社会撕裂的众多伤口之一,是社会等级化造就的底层苦难高墙的一隅。

这道伤口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伤口,这堵高墙是所有社会成员的高墙。

看病
王凤雅因病去世后,很多媒体在讨论,指责其母有之,指责志愿者有之,指责新媒体有之,指责网民也有之。

但是,要想挽救更多的小凤雅一样患病的农村孩子,仅仅靠这些群体的努力并不足够。给农村孩子配置更多的好医生、提供优质的、低价的医疗资源,才是出路所在。

回溯凤雅妈妈带她看病的经历,会发现凤雅在许许多多的医院接受过治疗:南张楼村眼科诊所、温良口村卫生室、张集镇卫生院、太康县人民医院、太康县人民医院老院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此外,凤雅还曾被送往河南省肿瘤医院,但没有被接收。

在五六个月的时间内,凤雅妈妈带着两岁半的女儿,在这些医院之间辗转来回。
他们在村里得到的诊断是角膜炎和白内障,村里的医生给凤雅输液,成分是消炎药。对于凤雅的病而言,这并没有什么治疗效果。一个多月后,凤雅高烧,村里的医生又给她挂了一个周的吊瓶。

这些都是无效医疗,但村里的医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他们也会先挂吊瓶试试看。

农村村医的工资收入十分微薄,公共财政给村医的工资水平极低。2017年,我参与了一个云南省的村医调研项目,在项目中接触的云南村医,固定工资一个月只有几百元,工资最高的村医,也只有一千五百元。

因此,门诊费就成为村医收入中的重要部分,虽然每个人的门诊费只有几元钱。一般来说,除非是耽搁不起的大病,村医并不希望直接将病人转诊。

凤雅发烧后,在村卫生室输液输了一个周。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子,输液不见好之后,居然能输液整整一个周。是村医的医疗水平有问题?还是卫生室的医生始终想着“治了试试看”?

当然更可能只是由于这个村的村医数量很少,每个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络绎不绝的病人,没有时间详细考虑病人的病情。

2014年的数据显示,城镇每一千人,平均拥有9.7个卫生技术人员。而农村每一千人,平均只拥有3.77位卫生技术人员。这还是平均了东部富裕村庄后的数据。在云南省的农村里,两千多人配备一个卫生技术人员是非常普遍的状况。那里的医生从早到晚都在看病,医生身边永远聚集着一群感冒的人。

如果村里的医生更多一些,更清楚地知道小凤雅的情况,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会建议她去县里深入检查。很多人批评凤雅妈妈没有及时了解疾病知识,但做这样的批评时,需要明白,在农村,村医没有时间告诉病人该去哪里了解信息。
被检查出是癌症后,太康县人民医院对凤雅妈妈说,建议将凤雅转到“大医院”。这是医院的常规操作,似乎很正常。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转到大医院的建议,意味着医生什么也没说。除了知道应该去市里以外,去市里什么医院,收费多少,治疗效果怎样,有没有可能被医疗诈骗?这些信息都是一片空白。

并不夸张的比喻,一个农村家庭进入大城市的医院,无异于踏进修罗场。你不知道去哪里吃饭,去何处住宿,不知道医院哪些项目要花钱,也不知道究竟要花多少钱。这是一块冷冰冰的陌生之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凤雅妈妈听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告诉她,住院要先交两万块钱,一个月做一次化疗。对此,凤雅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拿不出这个钱。”

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卫生财政投入总体规模不足、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这一现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个人直接支付部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特别高。王绍光曾经指出,1978年个人直接支付部分占20.4%,而2002年达到58.3%。“个人负担如此之高,在全世界是极为罕见的。”

高昂的治疗费用,足以让这个家庭倾家荡产,而他们还要负担其他几个孩子成长、上学。当记者问为什么不带孩子继续去大医院看病时,凤雅妈妈说:“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换到任何一个人身上,这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凤雅妈妈终于找不到可以看病的地方了。去郑州,他们没有钱。去北京,他们不相信志愿者真的能够帮她女儿治病。去县城,县城已经明确告诉他们没有治疗的可能。所以,她只好把孩子安置在镇里的卫生院。

与其指责凤雅妈妈不够尽力,不如追问医院本身:如果县里的医院能够搜集一些“大医院”的信息,并告诉凤雅妈妈?如果市里的医院替他们想一些减免或者赊账的措施?如果能够把医疗价格限制在农村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一句话,如果能够降低农村家庭外出求医的门槛,凤雅妈妈还会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把孩子抱走吗?

真正阻断他们求医道路的不是别的,是农民看病时面对的高昂费用。

集体
凤雅一家,两个孩子都是大病,可谓是遇上了天大的事。在志愿者和媒体介入后,又有无数问题接踵而至。面对从未接触过的状况,他们毫无经验,手忙脚乱,但从头到尾,大多是一家人独自应付。

如果村里能有一些熟人组成的团体,建议积极求医,分担一些经济困难,凤雅妈妈很可能就不会把孩子从市里的医院带走。在面对媒体的攻击时,凤雅一家人也不会孤立无援,如此被动。

农民家庭,在市场经济里,本身应对危机的能力很弱,一点风浪就容易把他们淹没。他们非常需要相互团结,互相帮助。

可是现在,基层的组织大多名存实亡,作为农民互帮互助的集体溃败了。农民正在被割裂成为原子化生活的个体。

农业文明里的熟人社会被半熟人社会取代,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基层组织也丧失了活力。当单个的农民家庭遇到困难时,他们能依靠的只有他们自己。这时,很多人都会像凤雅妈妈那样,觉得自己根本无力面对重大变故。

凤雅妈妈既想拼命救自己的孩子,又感受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她带着孩子东奔西走,四处求医,但是一遇到困难她就会踌躇犯难。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这个小家庭承受不了这种变故,又没有更大的集体来帮助他们。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原子化,只是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的话,那农民生活的原子化,真的会把他们抛入到危险的境地。

农民生活去组织化的严重后果,不仅仅在得了大病的紧急情况下体现出来。近些年,农村黑社会猖獗,正气不张,风气不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互帮互助的农村集体抑制黑恶势力。农村老人自杀率很高,一些老人自杀后很长时间没人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该归罪于集体力量的缺失。

2016年,我曾考察过内蒙古的一个村庄。村里的农民成立了生产合作社,一起劳动,选出代表与粮食公司议价。村子里的风气很正,感情好,各家各户的事情相互都知道。这和没有集体组织的村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气。

农民有着天然的原子化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尤其应该鼓励农民自建互帮互助的基层组织,遇到困难一起出主意,家里有事相互帮忙。在凤雅的悲剧事件里,至少会有更多人去接待志愿者,而不至于把凤雅妈妈逼到这个地步。
城乡

在志愿者和网友眼里,凤雅妈妈对女儿的治疗措施难以理喻。
在北京治疗无果后,凤雅妈妈把孩子带回了家,在镇上的卫生院住院。志愿者对此十分愤怒:“杨美芹带着小凤雅已经回家,他们赶到了太康县,确认了当时凤雅还活着,在张集镇卫生院。兔唇的儿子在北京高档医院,垂危的女儿在乡镇卫生院,筹款花到谁身上了?”(《王凤雅小朋友之死》,有槽公众号发布,原文已删除)

但对于凤雅妈妈来说,连北京都已经去过了,她已经没有办法了。作为农村家庭,离开当地后,哪怕进入县城,也无依无靠。如果不是有人帮忙,她们在北京根本没办法照顾好孩子。

在志愿者眼中,凤雅妈妈让重病的女儿在乡镇卫生院输液,等同于放弃了对她的治疗。

可对凤雅妈妈来说,乡镇卫生院比村里的诊所更高一级,收费也会更贵。如果不是在乡镇卫生院输液,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安顿孩子。

志愿者眼中,是一个吝啬的母亲让小凤雅在乡镇卫生院输液。
但在这位母亲眼里,她正在花掉自己所有的积蓄。

在城市中产的世界观里,十五万只是一年或两年的工资,并不难募捐到。
但凤雅一家人的朋友圈很狭窄,第一次募捐,只有一万多。多次募捐,在多个平台上求援,他们一共也只收到三万八千多元。

所以,在听到医生说孩子只能进重症监护室,每天费用一万多的时候,凤雅妈妈选择了回家。她很明白地知道,她们家的积蓄连十天都撑不过去,而这是一个无底洞。

但在志愿者看来,这是因为凤雅妈妈非要医生回答能否治愈,而医生显然给不出这样“非黑即白的回复”。于是,不讲道理的凤雅妈妈带孩子离开了郑州。

志愿者和自媒体平台发布的文章中,对于凤雅妈妈的举动,他们不仅是愤怒、不解,字里行间还夹杂着鄙视的情绪。他们鄙视凤雅妈妈吝啬,一直让孩子在镇里输液。他们鄙视凤雅妈妈文化水平低,不理解现代医疗规则,想要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

志愿者们和凤雅妈妈的沟通很不顺利。凤雅回家后,明明知道凤雅的地址,他们还贴出寻人启事,希望用舆论压力来迫使她和他们合作。志愿者的鄙视心理悄悄渗透在这些细节里,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反思过。

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潜藏的鄙视,志愿者们一再强化对凤雅妈妈的邪恶想象,最终写出了这样的谣言:“(杨美芹等)利用小凤雅存活的希望行骗。小凤雅在最后一个月里,躺在卫生所的病床上,吊着毫无意义的生理盐水,一分一秒地煎熬着,而她的亲人,都希望她快点死去。只有她死掉,那笔捐款才能落到实处……”(《王凤雅小朋友之死》,有槽公众号发布,原文已删除)

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了解了凤雅妈妈的困难,知道她并没有诈捐后,这些鄙视依旧没有消失,误会还是没有解除。

在5月29日腾讯新闻的一篇文章后面,点赞最高的网友留言是这样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反转,王凤雅的家人除了没有挪用捐款给家里的男孩看病之外,其他的行为都是消极的不作为的。”(今日话题:《批评王凤雅妈妈的做法,并非把城市精英的道德强加在农村人身上》)

可实际情况却是,王凤雅的家人带着她从村里、镇里、县里到郑州、北京,跑遍了他们所能想象和接受的地方。凤雅妈妈自学了软件,到处募捐,为她两岁的女儿流尽了眼泪。

这些事情,网友都知道,但网友还是认为,她的求医过程非常消极。

凤雅和妈妈
腾讯新闻的文章《批评王凤雅妈妈的做法,并非把城市精英的道德强加在农村人身上》,更是指责凤雅妈妈“顺应命运”的农村伦理,不能原谅杨美芹不听从医生和志愿者建议,不积极求医的态度。文章说:

“只要有救治家人的决心,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都能‘久病成医’。”
“‘眼球摘除手术大概几千块钱,装一个假眼义眼一万多,化疗每次三四千加上所有住院费不会超过5000块钱,做4次化疗,包括交通食宿五万块钱也就够了。’这并不是一个大到难以让人接受的数字。”

发出这篇文章时,腾讯新闻已经知道,凤雅妈妈阅读能力很差,一开始她连“双侧眼球内母细胞瘤“是癌症都不知道。她女儿的病根本没有给他“久病成医”的机会。
腾讯新闻也知道,文章里说的五万块钱,不是医生告诉凤雅妈妈的数字。如果不是记者找关系联系上了一个好的医生,医生决不会慢慢坐下了跟你谈,你的孩子多少钱能治好。他们只会说,先去交钱吧。而凤雅妈妈没有那么多钱。

腾讯新闻还知道,在他们引用的材料后面,还有一句被他们忽略的话:“保眼治疗贵一点,费用大概是十几万。”对于每个月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凤雅的家庭来说,这个价钱并非不是“大到难以让人接受”。

在许许多多的新闻报道之后,“城市精英”们依旧难以理解杨美芹的苦衷。他们无法理解农村,难以理解底层。这并非是城乡伦理道德的冲突,这只不过是城乡撕裂的一种表征,一道伤口。

如果人们的记忆没有那么快被时光洗涤,或许还记得甘肃的杨改兰,那个杀死四个孩子又自杀的农村妇女;或许还记得云南的小龙,那个除夕夜自杀身亡的留守儿童;或许还记得广东的许立志,那个风华正茂却匆匆逝去的青年工人。他们残酷的选择没有那么难懂,他们只是被福利体系的网络遗弃,他们只是被高速前进的社会抛出。

在一片喧嚣中,杨美芹的丈夫王辉甚至没有在家多做停留。他匆匆忙忙外出,去建筑工地打工了。他并不是脑子不好用,他恰恰是深刻知道,抓住工作机会,存一点钱,才能真正守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但,城市精英们,还是不懂这一点。
城乡之间的互不理解,正在成为农村的严峻挑战,也一直是整个社会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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