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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中共的国民党上将 文革自杀身亡 遗书透露悔意



2017-12-05 20:13:10 作者: 希望之声

1949年8月31日,国民党上将黄绍竑在香港通电,正式投奔中共。17年后,1966年8月31日,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黄绍竑对中共彻底绝望,在家中用剃须刀刎颈自杀。

黄绍竑家是广西容县有名的望族,曾叔祖父黄鹏奋,叔祖父黄金韶,叔父黄玉忠皆为前清进士,父亲黄玉梁是前清举人。黄绍竑7岁入私塾,14岁入广西陆军第三中学。17岁入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广西陆军任准尉见习官。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大巨头。1926年6月1日,黄绍竑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长期经营广西,成效卓著。只用两年时间,广西全省建成通车的公路就达5千多里,比同期全国任何一个省都多。南宁、梧州、柳州、桂林等城市改造扩建后焕然一新。黄绍竑还首倡创办广西大学。之后,在蒋桂战争失利后,投奔蒋介石,曾任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抗战爆发后,历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中将加上将衔。

1937年3月,黄绍竑在浙江天目山曾作《满江红》词一首,抒发卧薪尝胆、收复失地的心情:“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池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年来,守土负寸心,生犹死。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愿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梓。”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绍竑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第一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黄绍竑在数日内,便完成机构组建,并拟出初期对日作战计划送蒋介石。日军由华北向山西步步进逼。蒋介石急命黄绍竑到山西视察,并与阎锡山洽商以后的处置。之后,任命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策划了娘子关之战、忻口会战等,重创日军。

1937年12月,太原失守后,蒋介石调黄绍竑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浙江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他提出“刷新政治,保卫浙江”的号召。在1938年2月,制订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据介绍,他做事不官僚,发行“同盟胜利公债”、开展节约储蓄运动,这些很具体的事,都一一过问。为了抗日,他在丽水山区搞起了兵工厂——浙江省铁工厂,把抢运到后方的机器集中起来,让流落各地的技工技师汇聚一起,研制生产各种枪支弹药。到1939年冬,还新建了3个专门造步枪、轻机枪、手榴弹及各种爆炸物的分厂,同时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从事兵器研究与实验。大量出产的“浙版武器”,甚至远销到黄绍竑的老家广西。

在抗日战火中,黄绍竑十分重视教育等事业的发展,提出“战时教育第二,平时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针,创办了浙江英士大学。在科学方面,设立奖学金,他本人亲自搞科研,研发改进了多种武器装置,研究生产战时紧缺物资——水泥。他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研制无线电密码机,并因此获得浙江科学奖金委员会6000元奖励。抗战胜利后,黄绍竑被当时的杭州市参议会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称号,获荣誉证书一份、纯金钥匙一把。为表彰他对兵器研制生产的贡献,国民政府军委会还授予他一等金质奖章。

抗战胜利后,1946年,黄绍竑当选监察委员。1947年当选监察院副院长。1948年4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力邀黄绍竑任竞选参谋长,在蒋介石竭力反对的情势下,桂系三雄再次联手,黄绍竑出谋划策,最终让李宗仁成功当选;次年,在国共内战中连年失利的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1948年4月1日,李宗仁派黄绍竑等作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

1949年4月16日,黄绍竑自北平飞返南京,携中共所提之24项要求向国民政府请示,和议条款中有李宗仁可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两广两年内不土改等内容,白崇禧可以带40万兵等。白崇禧对中共的本性有很深刻的洞见,以傅作义在北平的20万大军被彻底改编为证据,说:“共产党不可信,这些要求绝不是合作,而是要我们投降,汉贼不两立!”李宗仁、白崇禧拒不同意在和平条款上签字。

国共和谈破裂后,黄绍竑避走香港。1949年8月31日,黄绍竑在香港通电正式投奔中共。9月,乘船秘密北上,回归北平。之后,曾任中共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这些职务都是些虚职,并无实权。

1957年,毛泽东鼓动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中共“整风”,并且信誓旦旦的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各级中共官员一再动员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放心大胆的给中共提意见。黄绍竑不知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竟也讲了一番真话。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他指出:我们的立法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刑法、民法、公务员惩戒法等都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出来。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等,都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

黄绍竑还特别谈到:“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可能造成官僚主义。

黄绍竑还批评了“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的“公式”,认为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数人家破人亡!黄绍竑还谈了两个非常具体问题。他认为,第一,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体的解决办法来,不宜久拖下去。第二,国共内战时期,一些国民党人倾向中共,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以上看法,合情、合理、合法,甚至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不合中共的口味。1957年6月8日,毛泽东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6月10日,毛泽东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一夜之间,“帮党整风”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黄绍竑祸从口出。1957年11月13、14日,民革中央受命连续召开大会,批判黄绍竑,会议由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蕴山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副主席蔡廷锴、张治中,民革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民革北京市委的全体干部,共700多人。先是由黄绍竑自己做检查。自己“糟蹋”自己。然后,与会者群起而攻之。

1957年12月,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头子”。1958年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即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大会递交了《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职务的建议》。2月1日,黄绍竑在全国人大的所有职务全被罢免。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让黄绍竑身心交瘁,精神受到巨大刺激,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却被救活了。

1966年5月16日,“文革”狂潮袭来,黄绍竑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重点冲击的对象。他在北京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查抄,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绍竑诉说经过之后,黄绍竑一言不发,心如死灰!

1966年8月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他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其实,黄绍竑来李宗仁处是做最后的求救,当他看到李宗仁都自身难保之后,对中共彻底绝望,回家后,即以剃刀刎颈自杀!

据说,黄绍竑曾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表达他的后悔之意:“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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