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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媒體 > 時事評論

课堂上谈六四遭学生举报 教师被贬成学校勤杂工



2018-11-12 19:57:43

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位老师,因为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六四和环保等敏感话题,被学生举报,被迫在学校做勤杂工。这位老师说,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因为不管他将来到哪里申请工作,这件事会在他的档案上跟他一辈子。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说,老师在讲课中难免会讲到社会和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教师,应当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学生:

“最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中国的教育体制被官方所垄断,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如果除了官方之外,能有广泛的不受权力制约的民间教育,教育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的教育缺乏竞争,前几年官方说媒体要姓党,现在教育其实也姓党。”

所以,朱欣欣老师说,这位老师的悲剧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剧,但他相信老师不会白白付出:

“会在孩子心中播下一些种子,让他们通过老师的遭遇看清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社会,给学生们心中埋下许多问号,让他们开始寻求对社会的独特认识。同时,这位老师也大可不必这么绝望,但凡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可以寻求向其他方面发展。”

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表示,中国现在这类现象很普遍,这两年已经有了十几宗这样的案例,其中也包括大学老师:

“在课堂上发表政府不喜欢的言论而被处理、甚至被解雇的情况都有。很多大学都有所谓信息员,这使得大学老师,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师,不太敢探讨和引导大家去讨论一些敏感话题,这是目前人们感到很不安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文革的时候会有,从80年代以来基本上就没有过,这两年又开始重新出现。我今天还和一个大学同学聊天,他教的专业课都被安排在晚上,而政治课、马列主义课都被安排在白天好的时间段。对此学生不满,老师也不满,但也没办法。”

我们再来看看近期的几个例子:今年8月份,中国警方闯入山东省退休教授孙文广的家中,当时他正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批评中国的海外支出。警察突然将他从电话边拉开并带走。7月份,在东南部城市厦门,一位资深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学教授因其课堂上的讲述遭到大学解雇,大学官员模糊地称这些讲述“激进”。

刘开明先生说,文革后,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在八五年以后,包括反对自由化和资产阶级精神污染:

“但即使是那时候,学校也不会鼓励学生去举报老师。现在是鼓励学生举报老师,这样老师不敢讲,师生关系也会恶化,老师无法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学术不独立,思想不自由,不可能有重大研究成果和突破。”

几天前,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中国大学成了党的“坚强阵地”》的文章。文章说,今年早些时候,一位台湾学者在上海一所大学做客座讲座。第一次演讲前一天,他在教室里试用设备,一个响亮的声音凭空冒出来,责备他在测试之后还让机器开着。他扫视房间,那里没有人。然后,他在墙上看到了监控摄像头和扬声器,这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他将在学校当局监视的目光下教学。

这位教授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中国变化中的学术环境,当局将毛泽东时代的人工间谍活动与新的监控技术相结合,找出那些有大胆言论的教授和没能遵循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学生。

由于中国的经济困境有可能破坏习近平主席的权威,政府加强了对校园的政治控制。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大学应该成为党的“坚强阵地”。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对此表示:
“教师们对此又反感又为难,包括在教室安摄像头。我想目前这种倒行逆施不会长久。教育是社会和民族发展的根基,一个民族的教育落后,其它的就不要再谈。我儿子当年上的是传媒大学,老师是从电视台请来的,当时竟然敢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放有关六四的录像,这让我很钦佩,也很为这个老师担心,后来还是有学生泄露了这个消息,虽然不是主动举报。但学校领导还算不错,只是警告了老师而没有处理他,这说明在教育界有良知的老师还是不少。”

当然,朱老师说,这是10年前的事情,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学都安摄像头。他说,当时他已经觉得学校不像样子,但和现在比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空间。朱欣欣老师接着说:

“我刚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要结束合作关系,这说明中国大学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和整个国际教育和文化脱轨,中国的大学将走向彻底封闭,连科技理工方面也会受到影响,更别提中国学生的人文素质了。这样会毁掉一代中国年轻人,毁掉中华民族的未来。”

朱老师最后表示,他希望中共当局能够从民族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即使不能向前走,但至少不能往后退:

“哪怕你能够坚持邓小平最初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可以。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主要靠开放,通过开放或者外部的压力和鼓励,中国才一步步地往前走。其实中国内在进步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外开放。所以希望中共当局能够重新回到邓小平的路线上来,不能开历史倒车。”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政府几乎抹杀了大学校园内的任何异议或独立思考。教师生活在恐惧之中,大多数人选择服从,采取自我审查来换取工作保障和人身安全。研究人员现在找到了荒谬的方式,将自己的项目与习近平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以保护自己不受削减资金的影响。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西方大学,这说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缺乏信心。

高等教育有助于建立中国的全球地位,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将为中国持续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但是,加强对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控制将扼杀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路透社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创新性大学的年度排名显示,中国处于落后地位,没有一所中国大学进入前50名。

中国对创造力的压制助长了抄袭,这种抄袭在中国校园中极为猖獗。此外,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将窃取西方知识产权作为中国崛起的捷径。

纽约时报的文章最后指出,当西方领导人在贸易谈判中就知识产权侵犯问题与中国对峙时,务必要将学术自由作为贸易的强制条件,以此向中国领导人施压。一点外部压力是改变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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