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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2018-07-19 10:00:23

太史公说: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

四十四年前(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杨应森就义后。在我的心头用血用泪刻下了一首诗:

蓉城狱西坠陨星,壮士飘然易水行;

图匕虽未断秦命,却震中原动国魂。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4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人都是爹妈生爹妈养的,要么回炉重造,要么保持原生态。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一案,是1962年全国数万起“反革命”案中的一个大案,称为“惊天大案”,先后抓捕200余人,被杀的除杨应森外,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中共西南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红岩志士”周居正。

周居正在1945年读书时就参加中共,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在重庆发起领导“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抓捕囚于渣滓洞白公馆,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关一室。听重庆难友说,1949年9月,传来“新中国”即将成立消息,他撕下红色被面,与罗广斌一道飞针走线绣制出一面五星红旗(不知谁个“敢想敢干”的“作家”把此历史事实,移植到江竹筠身上)。

谁知新政伊始七年后,他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过七年后,他被罗织为“马盟”首犯,被杀于江津永胜茶厂。周的夫人曾昭英,几十年不曾干过眼泪,两个儿子“下放”农村,不堪凌辱,一个儿子用镰刀割喉而死,另一个儿子跳嘉陵江自尽身亡。留下无限辛酸,无限眼泪。

我和周居正在不同劳教中队改造,但一同关押在成都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监狱有三个监区,他关在三监区,我关在一监区。一次放风,大概是新来的狱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们监舍四个人赶到三监区的坝子里去放风。我只听说他关在这里,不知是哪个监舍,便引吭高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间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

歌声唤来了他回应,监舍一处铁窗的洞孔里弹出个纸团,纸团上写两个字;“保重”。再看,一张清瘦的脸颊上嵌着副眼镜,镜片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铁窗后面闪烁,像盏明亮的灯,没有声音,只有示意:勇敢点,顶住邪恶!……

“马盟”一案,两个共产党员被枪杀,另有三名“教民”判处死缓,四名判处无期,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多达二十余人。这三十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大部分是党员、团员,他们中的不少人,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几乎献上生命。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死于为对付自己人立起的“革命”的绞架上。此案至今未昭雪,仍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地狱中呻吟。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拚命做坏事,拚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是触动,是启迪,我回到两年前曾探索过的题目:中国苦难何日才有尽头?但未得出答案。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岔断他的话,问道: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为这个,才起来组织“马列主义者联盟”?

对“马盟”这个组织到底有没有?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记得,1961年我外逃前,“415”劳教筑路支队在旺苍快活镇修筑“广旺”铁路(广元至旺苍),时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又重回“国际共运”大家庭。南斯南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联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应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发表自己看法的右派份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和他匆忙见过一面言及此事。之后我因偷米事发,外逃西北,省公安厅视我为此案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1963年初在陕西被捕押回成都,经数十次审讯,无论诱、逼、胁,我只谈知道的事,决不吐露一个难友。虽然审讯员指定这是个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某某是主席,某某是书记,某某是部长,还说他们都已坦白交代了。我坚持回答:一概不知……

他淡淡一笑,然后说:“根本没有什么组织,只是大家在一起议论,探求真理,到底中国走苏联之路好,还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他毫不隐讳地说:“从报上发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道路,和平、理性,不杀同志,不整人民。铁托不像斯大林那样专横,更不像毛泽东那样暴戾,他总是关心爱护人民,尽可能多给老百姓一点点民主自由。”他接着说:“周居正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坚持新民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说的。尽管我们在暴力的残酷压迫下,但仍一致主张放弃暴力,反对武装起义,停止阶级斗争,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改官员的任命制为民众选举,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工厂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管理工厂,没有暴力推翻共产党的打算。”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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