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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媒體 > 公民教育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2018-11-04 20:31:14

1960年,距今虽近60年,可一提起“1960年”这个词,大多数60/70岁以上的中国人仍然马上会与“饥饿”二字联系起来。笔者的家乡,就有当时饿死的父老乡亲,长辈们提起那场时代大饥荒,至今心有余悸。

中共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及西方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或三年大灾荒,大跃进饥荒、中国大饥荒。

自从中共1954年施行统购统销后,各地都有零星的农民被饿死,但不是全国规模,从1958年起则是全国规模地死人,直到1962年分田到户才停止,最严重的是60-61年。

荥经大饥荒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荥经县发生大规模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五九事件”,又称“荥经惨案”。荥经惨案中,许多村庄灭绝人烟。

地处天府之国的四川荥经县,到了五八年底,荥经地委为落实国家征购任务,一车车粮食源源不断从农村运出去。荥经县粮食几乎全部被征购殆尽。秋收后不到两个月,就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情况。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开始还是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先是死壮劳力和老人,随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给娃儿吃的主妇们。到后来,死亡如瘟疫般蔓延开来,有的生产队,一天就饿死十几个。复顺公社太阳湾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死光。

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向县委书记饶青汇报,请求开仓放粮,遭到他严厉批评,说是带头闹粮,是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要严肃处分。农民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一路都有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县委书记饶青视而不见,自己和老婆天天开小灶,吃肉喝酒,吃得红光满面,吃饱喝足,饶青还在大唱跃进高调。县委办公室汇报,对于满街的死尸和各公社的死人问题怎么办?饶青怒喝道:“怎么办?抬出去埋了,这点事还要我告诉你啊?”

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卷,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随意扔到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

直到九十年代荥经县城拓建新城区的时候,施工的田坝里,还不断挖到当年的大规模死人坑。至于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殃殃地,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850人。三四年饿死三万四千多人,人口减少53.15%以上。

“荥经惨案”是四川大饥荒的典型案例,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先生回忆说“五九年底至六一 …… 我们天府之国的四川就饿死了1,000万人”。

信阳地区大饥荒
1958年信阳地区各县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省委却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已没有粮食了。但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收购不出来就开批判斗争会。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即使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也没有人敢讲真话。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

粮食上交了,食堂断粮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牲畜吃,被发现的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
即使饿死人,当时地委采取的措施是不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

信阳地区本是“豫南粮仓”,而当时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但不发给百姓一斤半两,造成105万以上的人被饿死。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6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

下面摘引几个中共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中共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信阳事件只是较典型而已。除台湾外,全国所有地区,都发生饿死人事件,只是程度不同,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路就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活着的人都没人有力气掩埋死者,许多村庄一户户死绝。人们饿极了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约1250万人。

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留在大陆河南宝丰县的父亲在1959年就饿死了。

大饥荒死亡人数
再看其他几个地方的情况,四川灌县这个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4万多人饿死,超过该县人口的百分之十(见《灌县志》1991年版第130页)。据《遵义县志》载:该县仅在1960年内就死亡7万1千8百多人,约占人口的九分之一。1960年代的大饥荒,连西藏边陲也未能幸免。在1958年前全国人口增长率大于17%(20%左右)背景下,藏族人口从1953年到1964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你说大饥荒中饿死多少人。

四川的李井泉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一样。在这五人的领导下,这五省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以上。
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的结论是中国大饥荒导致了4500万人死亡。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当年根据赵紫阳要求,曾对大跃进死亡人数做过调查统计,结论也是4500万。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经过10年的调查和记录,写下了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的研究表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注:这是不完全统计,三千六百万是地方志中统计出来的,估计实际饿死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

大饥荒死亡人数之所以说法不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大饥荒的期间有不同说法,如1958-1960,1958-1961,1959-1961,1959-1962,1958-1962 等,更主要是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中共对自己造成的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数据保密。

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死亡人数是5000-6000万。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仍然在掩盖这段历史真相,如禁书《墓碑》的作者就被禁出国领奖。如果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饥荒,仍然不为不为人知的话,这本身又是一个悲剧。

有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后称,1949年前的2129年中,中国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总共死亡2991万人,而中共“大跃进”饿死的人数就超过4500万。

大饥荒成因
从大的方针政策方面来看,对于大饥荒之成因,由于毛泽东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农民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政府通过垄断农产品的购销,将购销差价积累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在斯大林统治下的1930年代,也曾发生数百万乌克兰人饿死的大饥荒;和30年后中国发生的一模一样,苏联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强夺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之主因。毛时代大饥荒的起因和苏联历史上的饥荒类似。中共领导层中应该有不少人听说过苏联饥荒的情况,在赫鲁晓夫和一些苏联作家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后,也应该有人提出劝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毛泽东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肯定会造成农民的贫困,甚至饥荒,只是饥荒来得早与晚,饥荒的惨烈程度的差别。

从更具体的做法来看,统购统销,大炼钢铁,大跃进是大饥荒的直接成因。
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后,农民只能在生产大队从事生产劳动,并听从中共的指挥,这时就开始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了,当时把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包括妇女)都集中起来,吃大锅饭,没日没夜地劳动(除了睡觉,夜间都不停地劳动,炼钢铁),过去长工在地主家农忙时都没有这么干,那几年收成很好,但是无人去收割或收割不及时,留在家里的老人又无法去收割也不允许去收割(因为是集体的东西,你去收割算偷),且当时放卫星,说亩产上万斤,所以中共就抓紧搜刮农民的粮食,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布布置的任务,甚至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搜刮粮食上交国家。因此在大锅饭解散后,农民家里就没有什么粮食了,造成全国范围的大饥荒。

中共高层知道大饥荒后的做法及言论
对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等造成的后果及大饥荒,中共高层完全知情,但置人民死活于不顾,不但不开仓赈灾,反而对农村不闻不问,对城市居民则减少粮食定量(每月从30斤减到20斤左右),从下面它们的言论及做法可见一斑。据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10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

邓小平
邓小平说: “在王府井死掉一个人,和在山区农村死掉一个人,国际影响一样吗?”
邓小平对李井泉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京津沪地区饿死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就太坏了,只能牺牲我们四川了……”

周恩来让下属把饥荒及死人人数的报告文件销毁
1961年发生了什么?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乎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信息封锁体制下,很难像大城市那样传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 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

彭德怀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因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等问题提出批评,被认为是“向党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又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停止工作。毛泽东曾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泽东
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饿死人及粮食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

刘少奇
1961年5月初,刘少奇回湖南宁乡老家搞调查时,一个干部告诉他,(村)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刘问“怎么死的?”,答“无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家在赵家冲,刘少奇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姐姐的儿子已经饿死。刘问“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答“这两个月死了11个”(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页)。

李井泉
1959年7月李井泉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对李谈到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的情况下,中共还要求四川往外调粮,中共中央及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他们坚定的这么干,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超过125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但李井泉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示。

因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是从30斤/月减到20斤/月左右。虽吃不饱但还是有粮,加上不准逃荒,造成城市居民知道饥荒但却不知农村人饿死的惨状。

那么中共基层官员呢?大饥荒期间,面对饥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许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带孝”。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看到饿死者的死人堆时,极其不屑地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

大饥荒中拒绝外援

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有人建议紧急进口粮食,但被毛泽东否决。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来透露:“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1987年赵紫阳对美国作家Harrison E.Salisbury的谈话)”。大饥荒时,国际社会已经准备提供援助,中华民国政府不记前嫌拿出粮食,准备救济大陆同胞。但是,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日本外宾,中国决不“乞求美国的援助”。当时的中共政府轻蔑地拒绝了一切真挚援助,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真挚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

美国提出向中国提供500万吨小麦的援助,可以以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美国还想提供更多帮助,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中国特使王炳南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共代表哈哈大笑。中共以千万中国人的性命来一次展示所谓的“骨气”。

大饥荒粮食出口
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还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在严重饥荒面前,本应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但周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其直接过问下,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兑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每公斤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

大饥荒对外援助
中共在“大饥荒”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把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

从1958年开始,中国向苏联陆续出口了数百万吨谷物,来回应赫鲁晓夫对大跃进是否真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怀疑。中国为证实自己的宣传,向苏联、香港与其它国家出口粮食和纺织品;还增加了对“友好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等的援助。在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共无视于4000万农民饿毙甚至“易子而食”的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000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000亿卢布的食品。

历年来中共“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没有因“大饥荒”而停止或减少,无偿的援助越南200亿美元、阿尔尼亚100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钜富美国的上百倍。

也许是吸取美国等国家准备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反被中共奚落的教训或其他原因,加拿大在中国大饥荒时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了大量的粮食,满载粮食的运粮船驶向中国途中,中共下令调转方向,开向阿尔巴尼亚,连中国国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给了阿尔巴尼亚。

1961年,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大量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

粮库满盈却不准赈灾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原河南省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后来也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仓放粮。他说:“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不仅是信阳粮库是满满的,全国的粮库也是满满的,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

也就是说: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国库粮食也是最多的时候,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再以某天为例,60年6月3日这一天,是最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这些粮食存放在全国各地:北京有2.3亿斤、天津1.15、上海2.53亿斤、湖北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各省都有。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库存;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的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粮食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中共的政策就是不去开仓放粮。

在历史上发生大饥荒时,官府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1960年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并且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中共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粮食征购和粮食库存,其中的奥秘,只有中共最高层才知道。
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多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是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按党的方针办”。曾希圣后来又在1960年10月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1962年2月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几百万人,民愤极大,但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

赈灾结局
张凯帆开仓放粮案
像彭德怀一样的良知还未被中共完全泯灭的官员,不仅中央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地、县、社、队也都大有人在。他们全都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凯帆,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他从粮食厅了解到,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量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全征购3亿斤。张凯帆十分震惊,他是无为人,知道无为全年产量只能是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就被刮光了,还怎么生活?他决定去无为调查。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大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

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3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多万老百姓。因为这件事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被打成“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撤销副省长并下狱。家属和亲友因受他的牵连遭到残酷的迫害,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其家族被迫害致死20多人(张凯帆说是5人)。

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被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这些人被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

七千人大会后,任监察部部长的钱瑛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因这件事,“文革”爆发后,钱瑛被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给她扣上“叛徒”、“特务”等罪名,钱瑛得肺癌却得不到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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