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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大陸的访民譴責 打人已成中共公安的职业习惯



2018-05-06 07:36:14 作者: 大纪元网

李吟霞与郝一泽母子二人,原本只想自食其力做个守法公民,不曾想,生活与中共的公检法缠在了一起,人生路拐进了看不到头的岔道。

自行车惹的祸
李吟霞的儿子郝一泽是拥有双学士学位的电子工程师。因为一连丢了三辆自行车,他把自行车锁在楼道栏杆上。2006年2月26日,邻居遛狗时,嫌自行车碍事,踹坏了自行车,郝一泽出来质问,头被打出一个大包,邻居称自己也受伤了。

后来他们得知,这位邻居是警察,“你是没和警察打过交道,抬手就打,这是(中共)警察的习惯性动作,他们打人已成职业习惯了。”李吟霞说道。一年半后,2007年9月,郝一泽被提起公诉,罪名是“故意伤害”。李吟霞表示,这完全是对方利用关系整人,打郝一泽的这位p邻居是交管局事故调查科科长,和武长顺关系很好,其儿子是某局长的司机。

2008年4月,案子原本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要求撤案,但天津红桥公安分局并未撤案,因为“刘克建局长发话了:‘娘俩不进去一个不撤案!’”,郝一泽在网上投书说。结果李吟霞在2009年8月份被拘留后,公安局才于2009年9月撤案。后来,案子变得一团糟,牵涉多个政府权力机关:区公安分局、两个区检察院、两个区级法院、市中级法院、天津高级法院,还有政法委。

天津红桥区法院告诉郝一泽,“案子法院没判,你去找天津市红桥区检查院”;天津市红桥区检查院则说,“案子早就退到公安了,你找公安去。”;找公安,红桥公安分局不管,找到市局和公安部,都说,“要法院判决书,法院怎么判我们就让他们怎么执行”。

公安局告诉监控他们母子的人,郝一泽“被判一缓三”;派出所也到处说他“被判三缓三”;郝一泽到国家信访局查询到了在天津一中院的案件号,按照此案件号到一中院去查询,天津一中院告诉他:“被判了两年实刑,已执行完了”,可是一查被判刑人的名字,一中院的回答是:“这个案子判的是北辰区一个姓刘的人”。而且无论是哪种判决结果,郝一泽从未收到任何结案的法律文书。

“不要一分钱,只要求公检法三家依照刑事诉讼法补齐我的司法文书,还我一个公平,尽快让我和家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郝一泽在其博客中写道。

因为这宗案子,郝一泽数次被工作单位解聘,无法正常工作,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过上正常的生活,母子二人辗转于各级公安局、各级检察院、各级法院、各级人大、信访与政法委反映问题,给区委书记下跪乞求,也给各级官员写信申诉。
一次,郝一泽去红桥区人大反映案情,警察随后也到了。 “四个警察两人提胳膊两人提腿,把我从四楼拖了出去,几个人把我高高地扔在地上,摔得我三个星期没起来床。” 郝一泽在博客上写道。

2008年1月14日,郝一泽按红桥区检察院的要求去那取一份“答复”,上楼时被法警拦住,郝一泽解释是门卫让他去五楼申诉科取材料,结果被法警从二楼推了下去,尾骨被摔残。他这边刚摔下楼,那边警车就到了,警察把他们母子二人带到西于庄派出所。

在派出所,“所长袁艺带领3个警察骂我母亲打我母亲,揪着我母亲防寒服的帽子转我母亲,转得我母亲头晕眼晕,防寒服的拉锁卡着我母亲的脖子,憋得我母亲连气都喘不上来,脖子全是血印,差点勒死了,至今嗓子还天天难受。警察又揪着我母亲的头发用脑袋撞墙,警察玩命用膝盖压我母亲的小腹,我母亲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尿血……”郝一泽写道。

2009年8月13日,李吟霞去天津市高级法院反映问题,法院的回答是:“案子我们管不了!拘你我们能做到,只要你有一口气我们就能把你送进拘留所,曹庄子拘留所的所长是从我们法院调去的!”

转天,李吟霞与一些有冤案在身的民众来到天津高院前,要求他们惩治腐败,依法办案,结果被抓到了拘留所。李吟霞被打得头和耳朵流血,高院的法官对上访的人高喊:“那个残疾人(指李吟霞)都被我们拘了,谁再来这我就拘谁。”

在拘留所,她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被强迫做奴工插绢花,干不完不让吃饭。李吟霞有青光眼,视力不好,做出来的产品不合格,于是被罚蹲,一蹲几个小时,怎么求管教也不行。还让她两只手托著点燃的蜡烛,蜡烛泪不断地淌到手上,被烫出水泡。

“我特别能理解在监狱里招供的人,只要是人,没谁能抗过去。”八年过去,李吟霞心有余悸。

“判不了拖死你”
八年上访,问题没解决,“被打、被骂、被监控、被恐吓就是家常便饭了”,“居委会主任时常堵在楼门口坐着”,出门时总有人尾随其后。上访多年的经历,让郝一泽发现,“国家信访制度就是一个大骗局,只要权力违法了,就交给信访保著。”

区政法委书记告诉郝一泽,他和谁联系,说什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在网上,他们全知道。这位书记甚至挑明了说:“判不了拖死你,爱哪告哪告去。”后来,郝一泽在博客上悲愤地写下这样一句话:“上访的路铺满了无数的冤魂和白骨。”

“在国外弄死你们,比在国内还容易”
再后来,就不只是监控了。2015年9月28日,居委会来人骚扰。李吟霞表示,自己“打了一百多次110报警”,也没人理,警察告诉他们,居委会是政府的人,管不了,“让我们自己注意点”,李吟霞只能忍下。

“妈妈,我要出事,您得有思想准备。”第三次接到“活埋”的威胁后,郝一泽告诉李吟霞。不想与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合有同样的遭遇,不明不白地被警察开枪打死,他们决定出国。

2015年10月末,李吟霞与郝一泽逃到泰国。郝一泽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庇护,不料庇护申请却被拒了。申请庇护被拒原属正常,毕竟不可能每一位申请人都获得庇护,但联合国难民署给他的拒绝理由,他们无法接受。郝一泽提出上诉,“要求查看面谈当天的录音录像”,他表示,联合国的拒批理由(c)中提到的一些内容,“我根本也没说过。”郝一泽仍滞留在泰国。

李吟霞感觉他们被算计了,在泰国、在联合国难民署,总有中共国安特务的影子,“国安做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难民申请被拒后不久,李吟霞的两张银行卡都取不出钱了,一张显示“密码错误”,另一张“信息不全”。

去泰国时,李吟霞带了两张银行卡:一张退休金卡,另一张存了十几万人民币。她确信是中共冻结了她的银行卡。“我退休这么多年,月月取工资,怎么可能记不住密码呢?”

银行卡被冻结,一分钱也取不出来,想向亲戚求助,国内的亲戚也受到中共的恐吓,亲戚告诉她,“不要回国,回国会被抓”。她只得在街头捡废品卖维持生计。
后来,因为找不到适合存放废品的地方,废品也卖不成了。这时,李吟霞的青光眼又发作了。

2017年4月19日,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了机票,李吟霞去了马来西亚。4月26日,她向驻马来西亚的联合国难民署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李吟霞表示,那天有很多人申请政治庇护,其他人当天都拿到了保护信,唯独她没有得到。中国翻译给她的解释是,“中国没有战争和饥荒,所以没有难民,更不接受政治庇护”,让她回去等。之后,她每天去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署去询问,每次翻译都告诉她没可能。

在马来西亚的申请庇护的路也被堵死了。李吟霞在马来西亚街头乞讨,讨了一些钱留给在泰国的儿子后,回到大陆,她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但别无选择。回国的几个月中,她几次被警察“请去喝茶”。国安警察得意地警告她:“在国外弄死你,比在国内还容易。”

2017年末,李吟霞辗转逃离中国来到海外。
一次审问中,李吟霞发现一件蹊跷事:国安警察的手里,竟然有泰国联合国难民署给他儿子郝一泽的拒批文件,她自己在马来西亚申请难民的材料也在国安警察手里。她想不明白:国家安全局如何能得到他们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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