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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报告中文版(大陸港澳西藏2017年)美国务院发布



2018-05-30 09:38:23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是一个集权国家,中国共产党(CCP)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府及安全机构的所有最高层职务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掌握在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由7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手中。习近平仍然身居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在10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再次确认习近平在未来五年继续担任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文职政府保持对军队以及国内安全部队的控制。

政府须承担责任的最主要的人权问题包括:任意或非法剥夺生命及未经正当程序处死;使用包括域外失踪在内的强迫失踪等法外手段;对囚犯实施酷刑或刑讯逼供;任意拘押,包括严密的软禁及行政拘押,还有在被称为“黑监狱”的非官方拘押设施中的非法拘押;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及行动自由(包括在国内和国外旅行)的严格控制,包括拘押和骚扰记者、律师、作家、博客作者、异见人士、上访人员和其他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对互联网、平面媒体及其他媒体上发表的公众言论进行审查并严格控制;将来自朝鲜寻求庇护的人员遣返回国;公民无法选择自己的政府;腐败;严厉压制参与倡导人权以及涉及公众权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组织及个人;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时会导致绝育或流产;人口贩运;对劳工权益的严格限制,包括禁止工人组织或参加自己选择的工会。官方对西藏自治区(TAR)和其他藏族区域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言论、宗教、迁徙、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压制更加恶化,并且比境内其他地区更为严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颁布新的规定,强化了压制性安保手段,任意逮捕、关押和骚扰一些和平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人士,并以反恐和反极端主义的名义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加急办案。

当局通过司法系统处理了一批滥用职权的案件,尤其是腐败案件。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共产党先行调查,并通过不透明的党内纪律检查程序对官员进行处罚。共产党继续主宰司法系统,控制着对所有法官的任命权,并对某些案件的判决直接作出指示。当局骚扰、关押并逮捕独立倡导打击滥用职权的公民。

第一节尊重人格的完整,包括不受以下行为的侵犯:

任意剥夺生命及其他非法的或出于政治原因的杀戮

中国存在诸多政府或其机构任意或非法杀人的报道。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案例极少或没有任何细节可循。

7月13日,政治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警方的羁押中因肝癌病逝于沈阳医院。在刘晓波去世时,他已在监狱中服刑多年;2009年,他因在起草倡导政治改革的《08宪章》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法庭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

政府官员声称,医生在5月末的一次常规体检中诊断出刘晓波患有晚期肝癌。监狱里的医疗检查显示早在2010年刘的肝脏就有问题。尽管政府声言为刘提供了常规体检,国内的人权组织坚持认为,由于不允许刘得到早期治疗并拖延提供进一步的医疗照护,政府要对他的死亡负责任。

刘于6月被批准“保外就医”,他被转送到沈阳一家医院做癌症治疗。外国政府、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内活动人士呼吁政府允许刘晓波到国外接受治疗。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批准两名外国医疗专家去沈阳看望刘晓波,并就其病情提供“咨询”。在对刘晓波做过检查后,医生们说他们的机构可以提供可能延长他生命并减轻痛苦的护理。中国政府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刘在一周后去世。刘的遗孀、诗人刘霞在刘去世之后依然被非法软禁中。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数起暴力事件造成多名人员死亡。例如,据政府媒体报道,1月8日和田公安当局开枪击毙三名做出抵抗的所谓的恐怖组织成员,但未提供细节。在前几个年度就有过有关将任意杀戮当成与“恐怖分子”或“分裂分子”冲突来报道的指称,但对新疆的新闻媒体和其他信息源的严格控制,加之政府日益严格的安保态势,致使许多报道难以得到证实(另请见西藏附录中记录的践踏人权的事件)。

6月4日,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一位哈萨克族阿訇阿克马提在警方拘押中离奇死亡。有报告说,警方迅速将其下葬,并禁止神职人员在场。随后警方拘押了100多位将其死讯发布在网上的人员。

尽管近年来的法律改革减少了对死刑的使用并改善了复审程序,当局仍然在未经过正当程序和未提供上诉渠道的情况下在定罪后处决了一些被告。

b.失踪

有多起报道称当局拘押了一些人并将他们长期关押在不明地点。

8月,人权律师高智晟的下落不明。高于2014年被从监狱释放后一直遭到软禁。8月里,高的家人和朋友报告说他们与他失去联系。9月,自由亚洲电台援引高的家人报道说,他们被告知高被警察拘押在一个秘密地点,但当局没有披露与其被关押有关的任何细节,包括他近期失踪的原因。

自从2015年1月当局拘押了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秦永敏和妻子赵素利以后,赵仍然下落不明。秦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但还没有被判决。当局尚未公开赵素利被控任何罪名,她的家人已起诉政府,试图藉此探寻她发生了什么情况。赵的家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们担心赵已经死亡。

本年度,律师王全璋依旧下落不明。当局在2015年7月的“709”大抓捕中逮捕了300名人权律师及法律助理,王也在其中。从那时起,等候判决的王便被关押在不明地点,无法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从他被羁押直至12月,王的家人既见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他的朋友和家人说他们不知道王是否依然活着。这次镇压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为重大的宗教自由和人权案工作的辩护律师,包括2008年的三聚氰胺丑闻、被拘押的北京“女权五姐妹”、手无寸铁却被警察射杀的徐春和案,以及性侵幼女、家庭教会成员和涉及法轮功的案件。

当局对“709”大抓捕后羁押的数名重要人物做出审判,其中包括8月在天津被审判的博主吴淦。在审判前,当局将吴关押在不明地点长达两年多,成为事实上的失踪案。12月26日,法庭判决吴8年监禁,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

本年度中发生了数起境外失踪案件。出生于中国的亿万富翁肖建华于1月从香港一家豪华酒店中失踪。数家媒体报道说他有可能遭到来自大陆的国家安全人员绑架。肖持有加拿大护照,同时还拥有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护照。

于2015年在泰国下落不明的瑞典书商、香港居民桂敏海年末被释放,但仍不能离开中国。

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在新疆自治区失踪。不少案例是在被捕人员从海外学习返国之后发生的。

政府仍然未就1989年对天安门示威游行进行暴力镇压时被杀害、失踪或被逮捕的人员给出全面、可信的说法。许多参与1989年示威游行的活动人士及其家属继续遭受官方骚扰。

政府在防止、调查和惩戒这样的行为方面未做出任何努力。

酷刑和其他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法律禁止从肉体上伤害或虐待囚犯,并且禁止监狱看守酷刑逼供、侮辱囚犯的尊严、殴打或教唆其他人殴打囚犯。针对部分类别的刑事案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通过酷刑及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包括口供在内的证据不得用于庭审,但这些法律保护措施仍未得到有力的执行。

不计其数的前囚犯或被拘押者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电击、强制数小时坐板凳边、绑手腕吊起、强奸、剥夺睡眠、强制灌食、违背本人意愿强迫服药以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尽管狱管当局也会虐待普通犯人,但据报道,他们尤其会对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实施更恶劣的虐待。

有多起报道称,在“709”大抓捕中被拘押的律师、法律助理和活动人士遭受到不同形式的酷刑、虐待或有辱人格的对待。被羁押的博主吴淦的律师说,当局对吴实施严厉的酷刑,因为他拒绝合作。在当局1月释放了律师李春富后,他出现了精神失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他以前从未出现过这个问题。人权律师谢阳在其一月被释放后发布的一系列声明中说,他在长沙长期被羁押期间曾反覆被捆绑、殴打。他说,他在后来被直播的审判中“坦白交代”是因为他在羁押期间遭受大量酷刑之后被“洗脑”了。

作为对这些报道的回应,政府指控律师江天勇与被羁押律师们的家属协同编造酷刑说法。江的家人说,8月份他在网上直播的审判中与当局的合作是他自己在羁押中遭受酷刑的结果。

一月,瑞典公民彼得·达林与《卫报》分享了他在2016年初被羁押23天中遭受酷刑的第一手经历。达林声称,他被蒙眼、剥夺睡眠、被长时间审讯以及不准锻炼。他还说他在长时间的审讯中被连接到测谎仪上。

6月,政府发布了新的规定,在刑事案件中排除使用非法获得的证据,禁止通过酷刑获取的坦白交待,以及结束“被迫自证其罪”。由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官办公室)、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这份文件称,“警方或检方通过刑讯逼供和作假取得口供是非法的。”

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一些成员也报告说,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和管教人员有系统地施加酷刑和其他有辱人格的对待(另见第6节,少数族裔)。被禁止的法轮功的学员比其他群体更为经常地报告系统化的酷刑。

法律规定精神治疗与入院应当遵从“自愿原则”,但其漏洞致使当局和家庭成员得以违背当事人意愿把他们送入精神病院,而且法律没有为被收容入院人员提供有意义的保护。法律不提供聘请律师的权利,并限制当事人与精神病院以外的人员沟通的权利。

据《法制日报》(一份报道法律事务的官方报纸)报道,公安部直接管辖着23所用来关押精神病罪犯的保安严密的精神病院。尽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中有很多人被判有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但也有报告说有不少活动人士和上访人员因政治原因被迫接受精神病治疗。公安人员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强迫他们接受治疗,尽管他们的“病情”与精神病无关。据报道,4月,蔡应兰被送入湖北的鄂州优抚医院,地方官员指控她“通过上访破坏社会”。她一直在因未获得的农业补贴而上访。

2015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终止了长期以来强制摘取被处决犯人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做法。2月,前卫生部长黄洁夫公开宣布中国政府现在对此的做法是“零容忍”。政府数据显示,2016年有1万3千例自愿捐献的器官移植。尽管多年来中国使用犯人器官的做法一直招致批评,但许多国际医学专业人士和诸如《华盛顿邮报》等有可信度的新闻机构开始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进步。法轮功所属的组织继续质疑该系统的自愿性质、官方统计的精确程度以及官方对器官来源的说法。本年度,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展其自愿捐献器官的体制。

监狱和拘押中心的条件

关押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惩戒设施通常条件恶劣并有辱人格。

居住条件:当局经常将囚犯与在押人员关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中。食物往往量少质次,很多在押人员都要依赖亲属提供额外的食品、药品和保暖衣物。经常有报道说囚犯因没有床铺或被褥而不得不睡在地上。在很多情况下,卫生、通风、取暖、照明和饮用水等条件都不合要求。

尽管官方保证囚犯有权得到及时治疗,但是,不能为囚犯提供及时、适当的医疗护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狱管当局拒绝为政治犯提供治疗。

国际大赦组织称,妇女权益活动人士苏昌兰10月被释放时病情严重,需要紧急治疗。她的健康状况在服刑过程中恶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苏患有心脏病和甲亢。多家人权组织报道说,当局多次拒绝给她提供治疗,而且据报道还拒绝了她丈夫提出的寻求保外就医的请求(另见第2节a部分)。

政治犯和普通犯人在监狱中关在一起,有报道称狱警会教唆其他犯人殴打政治犯。有些人据说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当局不准一些异议人士从亲属处获得额外的食物、药品以及保暖的衣物。

行政拘留所的条件与监狱的条件相似。在行政拘留所发生过殴打致死的事件。在押人员报告说曾遭到殴打、性侵、缺乏适当的食物以及获得有限的或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管理:对一部分暴力和非暴力罪犯,当局采用了其他方式来替代监禁。国务院的2016年《法律权利白皮书》称,共有270万人接受了社区改造。至2016年9月估计有68万9千人在该项目中。同一消息来源还报告说,接受社区改造项目的人数每年增加5万1千人。

法律规定囚犯写给监狱上级机关或司法机构的信件不需受到检查,但该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执行尚不清楚。尽管当局偶尔会调查具有可信度的非人道待遇指控,但并不对外公布调查结果。许多囚犯和在押人员都得不到合理的探视,并被禁止从事宗教活动。

独立监督:与监狱以及其他各类行政和法外拘押设施有关的信息被视为国家机密,政府不允许对这些设施进行独立监督。

d.任意逮捕或关押

任意逮捕或关押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法律赋予警方广泛的行政拘留权以及在没有正式逮捕或刑事起诉的情况下延期拘留的权利。本年度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宗教领袖、前政治犯及其家属等群体继续成为任意拘留或逮捕的对象。

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在法庭上质疑其被捕或羁押的合法性,一般来说政府并不履行这些规定。

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职能

国内主要的安全机构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人民武装警察。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对外安全,但也承担了部分国内安全责任。此外,地方政府还经常动用被称为“城管”的城市平民保安人员执行行政任务。对这些人员的监督主要是在地方上,并没有统一的做法。法律规定滥用职权的官员可受到刑事起诉,但很少为此立案。

公安部负责协调警察部队,其行政组织划分成特别的部门以及地方、县级和省级警察机关。检察院对公安警力的监督有限。各级部门的腐败现象普遍。警察和城管人员曾参与法外拘留、勒索和袭击事件。

一些条例规定,如果监狱管教人员被发现殴打、体罚、虐待囚犯或教唆这类行为,就会被开除,但是没有关于这些条例得到实施的报道。

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要确认国内安全机构有罪不罚的确切程度很困难,但在社交媒体上有时甚至在国家媒体报道中常会见到滥权的实例。通常在有关警察杀人的报道之后当局会宣布调查。但是并不清楚这些调查是否发现了警察渎职或采取了纪律处罚措施。

逮捕程序和关押期间的待遇

警方拘押若超过37天就必须由检查机关正式批捕,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恐怖主义以及重大受贿”的案件,法律允许最高6个月的单独拘押而无须正式逮捕。在正式逮捕嫌疑人之后,警方还有权在案件调查期间将嫌疑人再拘押7个月。

在调查结束后,检察院在决定是否对其作出刑事指控时可将嫌疑人再拘押45天。一旦提出刑事指控,当局可以在司法程序开始前再将嫌疑人拘押45天。有时候警方拘留嫌疑人的时间会超过法律允许的期限,在案件开审前嫌疑人被拘押一年甚至更久的现象很常见。

法律规定,在押人员在受到刑事起诉之前可以会见自己的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要为没有委托律师的、有各种残疾或未成年的以及面临终身监禁或死刑的被告指派一名律师。无论被告是否有经济能力,该法律都适用。法院也可以为其他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刑事被告人指派律师,但是法院往往不会这样做。一些律师报告说,他们难以会见被关押在拘留所里的委托人,尤其是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案件的委托人。

刑事被告人在等候审理期间有权申请保释(也被称为“取保候审”),但该系统运作效率似乎不佳,当局很少让嫌疑人取保候审。

法律要求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者的家属;然而,当局常常在将一些人关押了远超出规定的时间后也不发出通知,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时候。有些案件没有送过通知。根据一项笼统的例外规定,如果通知家属会“阻碍案件调查”,则警方不需要通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该例外情况局限于涉及国家安全或恐怖主义的案件,但公安人员对什么属于“国家安全”有着宽泛的解释权。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监视居住而不是拘押在正式的设施中。假如被警方怀疑有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或情节严重的受贿等罪行,而且在家监视居住有可能妨碍调查,经由上一级部门批准后,警方可以对某嫌疑人在指定地点(即嫌疑人住宅以外的其他地点)执行长达6个月的“监视居住”。人权组织和被拘押过的人士报告说,这样的做法使被拘押人面临遭受酷刑的高风险。在这一类案件中,当局也可能不准辩护律师与嫌疑人见面。

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活动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行政拘留的方式包括强制戒毒治疗(针对吸毒者)、“拘留教养”(针对未成年罪犯),以及用于拘留政治和宗教活动人士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法制教育”中心。在强制戒毒康复中心停留的最长时间是两年,其中有6个月通常是在解毒中心。

任意逮捕: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颠覆罪和其他罪名实施拘留和逮捕,以此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压制公众诉求。但这些指控,包括何谓国家机密,都定义不清,而且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追溯方式被认定为国家机密。当局还广为使用语意不清的“寻衅滋事”罪名来对付许多民权活动人士。这个词至今语义不清。基于广义且模糊不清的国家机密法,公民和外国人士还会因泄露刑事审判、会议、商业活动和政府活动信息等行为被拘留。有时,当局以追溯方式称某种行为违反了国家机密法。反间谍法授权当局可要求个人和团体停止任何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不遵守该要求可能会导致财产和资产被没收。

有多起报告说,有些律师、上访人员和其他维权人士在被逮捕或拘押很长一段时间后,其指控却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许多活动人士遭到法外软禁,被剥夺旅行权,或者在包括“黑监狱”在内的各种设施中遭到行政拘留。在有些案例中,公安人员会给学校施加压力,不准接收知名政治犯的孩子入学。受软禁人士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人在警察的监视下在家中与世隔绝。有时候安全人员会驻守在被软禁者的家中。在外国高层官员来访或在第十九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天安门广场屠杀纪念日之前,以及在藏族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纪念日等敏感时期,当局都会软禁许多公民。有些没有被软禁的人士会被公安人员带到很远的地方,即所谓强制休假。据报道,当局在刘晓波葬礼之后将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和她的哥哥送到云南去“强制休假”。

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屠杀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的人士也会成为目标。5月和6月间,警方拘押了至少20多位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参加抗议或帮助参与活动者的人士。有些人,比如李晓玲,被指控犯罪。其他一些人在被羁押数星期后被释放。

尽管2011年就已经从监狱获释,活动人士胡佳仍然受到法外软禁。

审前拘押:审前拘押可能持续超过一年。据称,涉及“敏感案件”的被告在案件开审前被拘押的时间更长。许多在“709”大抓捕中被拘留的人士遭到超过一年时间的审前拘押,无法接触他们的家人或律师。具体统计数字无法获得,但在政治犯的案件中审前拘押尤为常见。

拒绝给予公正、公开的审判

尽管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干涉,但事实上司法并不独立。法官常常就如何裁决待审案件,特别是政治敏感案件,接到来自政府和中共的政治指导。中共政法委员会有权审查和指导各级法院的审理活动。法院与检察院的所有任命都必须得到中共组织部的批准。

由于防范司法腐败的措施模糊不清且执行不力,腐败常常会影响司法裁决。地方政府负责任命地方法官并支付其工资,从而经常对其辖区内法官的裁决施加影响。

一个由中共控制的委员会在大多数重大案件中作出决定,而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的任务只是为该委员会的决定撰写法理依据。

法院无权裁决某项立法是否符合宪法。虽然法律允许团体和个人对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提出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只能向立法机构提出。因此,律师几乎没有机会在诉讼中就法律是否违宪进行辩护。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门通过电视播放律师、国外和国内博客作者、记者和企业高管认罪的镜头,以便在刑事审理开始前将其定罪,或者将此当作解除拘留的筹码。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这样的电视认罪很有可能是逼供甚至是使用酷刑的结果,而且一些曾经认罪的受押人被释放之后撤回了供词,并证实他们认罪是被强迫的。法律并没有允许在审判前让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视认罪的规定。

8月,当局在长沙审判了律师江天勇,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其定罪。他的罪名源于他对外国记者的访谈以及他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而这些行动在中国之外被广泛视为同行人士正常的本职工作。在被多位分析人士认为是既不公正也不公平的审判中,江被禁止选择自己的代理律师。判决之后,江仍然被羁押在不明地点,无法与他的家人联络。江因为“709”案在押人员的家属呼吁而知名。11月21日,他被判处2年徒刑。

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于9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他的罪名主要源自他与人权活动人士之间的短信内容和聊天记录。在审判中法庭播放了一段李说他对指控“无异议”的录音。李的妻子告诉记者她的丈夫是“在胁迫之下”说的那些话,是“中国政府逼迫认罪表态的结果”。11月法庭判决李5年徒刑。

据报道,“司法独立”仍然是中共命令大学教授回避的禁忌课题之一(见第二节a部分–“学术自由和文化活动”)。

审判程序

尽管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无罪推定,但刑事司法系统依然倾向于有罪推定,那些受到高度关注或政治敏感的案件更是如此。被无罪开释的案件比例持续多年都低于百分之一。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称,自2013年以来,平均无罪开释比例为百分之0.016。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数字“低得不正常”。

在许多政治敏感案件的审判中,法院在诉讼程序结束后便会立即下达有罪判决,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审议。法院对拒绝认罪的被告的判决往往比对认罪者的判决更为严厉。上诉程序极少能够推翻判决,也没有提供充分的复议途径。权利受到侵害的被告无法获得合理的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除了涉及国家机密、隐私、未成年人或由当事人请求保护商业机密的案件之外,所有的审判都应向公众公开。当局利用涉及国家机密案件的例外规定向公众甚至有时对家属都封锁政治敏感案件的进展情况,并且剥夺被告寻求辩护律师的权利。法院条例规定,持有效证件的外籍人士同中国公民一样拥有获准旁听审判的权利,但事实上只有获得邀请的外籍人士才能旁听庭审。如同往年一样,在多个案件中,驻华外交官和记者没有获得旁听许可。有些案件被重新归类为“国家机密”,或者以其他理由不对公众公开。本年度,驻华外交官请求旁听全国各地十多个案件的公开审判。在许多情况下法院官员都以法庭上没有座位为由拒绝他们。

庭审公开网(庭审网)在互联网上播放庭审视频。据对话基金会称,庭审公开网直播了至少31万6千起庭审,其中包括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775起。大部分案件都是民事审判。庭审网只直播了一个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一位名为周家泰(音译Zhou Jiatai)的西藏喇嘛被控煽动颠覆罪,该庭审于7月6日在青海的海东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他被判监禁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对于刑事案件的审判,尤其是对被认为是政治上“敏感”案件的审判,法庭更多的是通过官方微博帐号播放审判的部分内容。本年度中江天勇和谢阳案的审判是这样处理的,以前还有周世峰、翟岩民和胡石根案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因颠覆罪被审判。

为了与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改革司法系统某些方面的决定保持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修订后的规定,要求将法院的判决在互联网上公布。这些已于2016年10月生效的规定要求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和未成年嫌疑人的案件外,法院官员要在判决生效后的7天之内公布判决结果。对话基金会报告说,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网站收集了超过523万6千539个刑事案件判决书和2千零95万2千906个民事案件判决书。对话基金会找到115份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判决书,其中大部分是间谍罪。法院没有公布所有的判决书。他们有广泛的决定权,如果认为该判决书“不适当”就不公布。许多政治案件的判决书都未公布,其中包括郭飞雄、浦志强以及709案的律师们(尽管审判已被实况转播)。

受到行政拘留的人没有寻求法律咨询的权利。刑事被告有权接受法律援助,但绝大多数刑事被告在受审时没有律师为其辩护。据中国国务院发布的2016年《法律权利白皮书》,从2012年到2015年共有470万个案件得到了法律援助。

律师都必须是中共控制下的全国律师协会成员,而且司法部要求所有律师在取得或更新其从业执照时都要宣誓效忠中共的领导。中共继续要求有3名或以上中共党员的律师事务所在所内成立党支部。

尽管政府声言尽力改进让律师会见其委托人的做法,但是3月全国律师协会的主席告诉《北京青年报》,辩护律师只参与了不到百分之30的刑事案件。尤其是一些人权律师报告说,当局不允许他们为某些委托人做有效辩护,或者威胁他们如果选择做辩护就会受到惩罚。有些律师拒绝为政治敏感的案件辩护,而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很难找到辩护律师。在有些情况下,当局不准当事人自选的律师接受委托,却用法院指定的律师取而代之。

政府暂停或吊销那些接受敏感案件律师的营业或律师执照。敏感案件的当事人包括民主异议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或批评政府者。当局利用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执照审查程序来拒绝或延迟给专业律师颁发执照。4月,2015年在网上对共产党统治作出批评之后被判三年缓刑的律师浦志强被正式吊销律师执照。政府用来恐吓或对人权律师施压的其他手段包括非法拘押、对法律办公室进行理由模糊的“调查”、取消律师资格、骚扰以及人身恐吓,还有阻挠律师取得证据或接触委托人。

2015年,人大常务委员会修订了关于法律从业人员的立法。修订过的法律将律师“侮辱、诽谤或威胁司法官员”、“不服从法庭警告”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视为违法。该修订法案还把向媒体披露委托人或案件信息或者以抗议、媒体报道或其他方式影响法庭裁决的行为也视为违法。违反者会面临罚款和3年以下监禁。

2015年制定的法规还规定,拘留中心的官员应当允许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或被告,或者要说明为什么此时不能安排会面。按照规定,这样的会面应当在48小时内即行安排。检察院和法院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在三个工作日内取得并阅读案情文件。根据该法规,辩护律师阅卷的时间和次数不应当受到限制。有些敏感案件的律师在庭审前无法见到他们的委托人,在审判中被告和律师也不能相互交流。与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见第一节d部分)相悖,在案件提交法庭之前刑事被告往往没有被指定律师。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使用的书面语及口语都应该是当地常用的语言,政府翻译人员要为不熟悉当地语言的被告提供语言服务。消息来源称大部分审判都使用汉语普通话,即使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在被告不会讲普通话时法庭提供了译员。

被告与原告当庭对质的机制不足。据报道只有一小部分案件有目击证人。在是否需要或者允许证人当庭作证方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大部分刑事审判中,证词都是由检察官宣读,被告及律师没有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反驳的机会。虽然法律规定预审期间的证人陈述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但检察官高度依赖此类陈述。尽管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参见政府掌握的涉案证据,但无权强迫证人作证或要求进行证据开示。

依照法律,对于那些被判处死刑、在等候复核期间无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囚犯要指派律师。2015年,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减少至46项。执行死刑的官方数字被归类为国家机密。对话基金会称,执行死刑的人数继续在下降。该基金会估计2016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为两千人,而2013年人数为两千四百人。历史最高记录是1983年的两万四千人。死刑人数下降反映出开始于2007年的死刑系统改革。对话基金会还报告说,被处以死刑的维吾尔族人增加,可能抵消了汉族死刑人数的减少。

政治犯与被拘押者

政府官员继续否认关押任何政治犯,声称拘押那些人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或宗教观点。但是,当局继续因政治和宗教原因将公民投入监狱。人权组织估计有成千上万名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大多数被关在监狱,有的被关在行政拘留设施。政府不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探望政治犯。

政治犯获得提前释放的比例比其他犯人低。据对话基金会估计,仍有100多名犯人在因反革命罪和流氓罪服刑。这两项罪名已于1997年从刑法中废除。另有数千人因“危害国家安全”和“邪教”等政治和宗教罪服刑。这两项罪名是在1997年被写入刑法第300条的。中国政府并未复核所有在1997年前因反革命罪和流氓罪被起诉的案例,也没有释放那些因刑法己经撤销的非暴力罪名入狱的人士。

直至本年底,许多政治犯仍然在狱中服刑或被其他形式的拘押中,其中包括作家杨茂东(郭飞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维权律师唐荆陵、活动人士王炳章、活动人士刘贤斌、牧师张少杰、法轮功学员卞丽潮、律师王全璋、夏霖和江天勇、博客作者吴淦、佛教僧侣徐志强(又名圣观法师),以及上海工运活动人士蒋存德。

刑事处罚包括在获释后的一段固定时间内“剥夺政治权利”,在此期间获释者被剥夺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据前服刑人员说,其就业、出行、获得居住许可和护照、租房以及获得社会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前政治犯及其家属常常受到警方监视、电话窃听、搜查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或威胁。例如,公安人员跟踪去会见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的被拘留或囚禁的维权人士的家人,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不许谈论案情。某些维权组织的成员被禁止会见来访外宾。

民事司法程序和赔偿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在司法独立方面面临与刑事案件相同的限制。《国家赔偿法》规定,给予权益受到政府机构或官员侵犯的原告行政与司法赔偿。该法律还允许对遭受拘留所或狱管人员错误拘押、精神创伤或身体伤害的人给予赔偿。

过去很少有公民申请国家赔偿,原因是诉讼费用高、法院信誉低下以及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家赔偿法》的存在。2月发布的关于司法改革的白皮书称,从2013年到2016年法院已经付出了6亿9千9百万元人民币(合1亿美元)的赔偿款。3月,聂树斌的父母获得了大约268万元人民币(合39万4千美元)的赔偿。其子聂树斌于1995年因谋杀罪被处决,但他并未作案。2005年,另外有人坦白犯下此案。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裁决该案以前的判决证据不足,宣告聂无罪。8月江西省最高人民法院称,4名被错判的人员每人获得大约227万元人民币(合33万美元)的赔偿。

法律给予个人到政府部门上访以解决其不满的权利。大部分不满都源于土地、住房、权益、环境或腐败,大部分上访者都试图将其问题投送到“信访”办公室。政府报告说每年收到大约600万份上访信。但是,访民集会和表达不满的权利继续受到限制。

尽管中央政府重申禁止阻挠或限制“正常上访”,不准非法拘押上访人员,官方对上访人员的打击报复仍在继续。一些规定应鼓励所有与诉讼有关的上访都在本地通过地方或省级法院得到解决,使地方官员防止访民到高层上访的鼓励机制得到强化。地方官员派人到北京将上访人员强制带回本省,以防止他们向中央政府投诉地方官员。此类拘押都没有记录,上访者经常是被短暂关押在非法的“黑监狱”中。

7月,习近平主席参加了一个专门为改进腐败的信访制度而举办的全国会议。4月,《南华早报》报道说,北京信访局前副局长收受了将近550万元人民币(合87万美元)的贿赂,以便使上访案件消失不见。2015年,法院判处他13年监禁。

尽管有改善体制的努力,进展却很不稳定。许多上访者报告说他们在试图向政府寻求法律补偿时经常被关在黑监狱中。5月,一批上访人员在“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去北京寻求关注。据人权活动人士说,当上访人员接近北京民政局的大楼时,警察抓捕了200多人。据报告,他们被关在没有标识的建筑中三天,期间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地方睡觉。当局最终强迫这些上访人员乘火车返乡。

任意或非法侵犯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尽管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局经常不尊重公民的隐私。法律要求执法人员在搜查房屋之前要获得搜查令,但执法人员往往对该条款置若罔闻。公安局和检察官有权不经司法审查自行颁发搜查令。仍然不断有关于警察强行闯入的报道。

当局监控私人之间的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其他数码通信。他们还拆开并审查国内和国际邮件。安全部门经常监视并进入民宅和办公室搜查电脑、电话和传真机。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发现他们的一些个人物品被搜查。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发现了被认为是政治敏感的材料,记者要被迫签署文件说明他们是“自愿”将这些文件留在中国的。

据媒体报道,公安部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万计的摄像头来监控普通民众。2015年,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其摄像监控系统已经“覆盖了首都每个角落”。有些人权组织称,当局越来越依赖摄像及其他一些手段来监视和恐吓政治异议人士、藏人以及维吾尔人。对电话和网络通讯的监控与干扰在新疆和西藏地区更为普遍。法律允许安全人员在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时中断联络。

“人权观察”称,国家安全部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创建一个“大规模自动化语音识别与监控系统”,这个系统与已经在新疆和安徽使用的系统相类似,用以帮助破解刑事案件。根据制造这个系统的公司所言,该系统的程序可以解读普通话以及包括藏语和维吾尔语在内的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与生物特征有关的数据,比如指纹和DNA,也都被储存起来。这个数据库中的信息不仅取自罪犯和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全部民工以及所有申请护照的维吾尔人。

因城市开发而强制搬迁的事件在一些地区继续发生。对搬迁条件或补偿不满而举行抗议的现象很普遍,一些组织抗议的领导人受到起诉。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和商业开发项目导致成千上万的村民被迫搬迁。

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房地产纠纷有时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这些纠纷的原因常常是当地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对拆迁居民赔偿很少甚至不予赔偿,而且对当地官员从事房地产交易又缺乏有效的政府或媒体监督,对被拆迁居民也没有提供法律救济或其他解决纠纷的机制。虽然中央政府声称已进一步加强了控制非法征地行为并制定赔偿标准,但问题仍然存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的城市里,传统维吾尔族居民区的重新开发导致一些历史和文化重地遭到破坏。针对政府没有给予适当赔偿并采用强制措施迫使他们同意重建的做法,一些居民表示反对。

政府在新疆自治区施行了“双联户”制度,该制度已在西藏实行了多年。这个制度将居民每10户分为一组,互相监视并向政府报告“安全问题”,从而将普通公民变成了举报人。

政府限制男性和女性生育的权利(见第六节“妇女”)。

第二节尊重公民自由,包括:

言论和出版自由

宪法阐明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但当局基本上不尊重这些权利,特别是当它们不符合中共利益的时候。当局继续严密控制平面、广播、电子和社交媒体,并经常利用它们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中共意识形态。当局审查和操控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期间尤为如此。

言论和表达自由:公民可以在私下小范围地讨论许多政治话题而不会受到官方惩罚。但是,政府经常对那些质疑中共合法性的公民采取严厉的行动。一些独立的智库、研究小组或研讨会报告称,曾被迫取消某些涉及敏感议题的会议。在公开演讲、学术讨论和媒体评论或在网上发表政治敏感言论的人仍会遭到惩罚。

1月,政府突然关闭了北京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Unirule)和该所的社交媒体帐号。该机构的成员为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因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公开表达意见而知名。他们在一封抗议信中回应说,这“显然是要彻底让天则所禁声”,呼吁政府要对非政府组织有更高的容忍度。政府审查员迅速从互联网上删掉了该信件。

3月31日,苏昌兰因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布信息支持2014年香港占中民主运动而被佛山中级法院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法院认定她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她3年监禁。苏曾经因本地农村的土地维权而奔走。由于苏的刑期包括她已经被监禁的时间,她已于10月被释放。(见第一节c部分)

5月26日,名校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律师贺卫方宣布,鉴于政府的压力他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微博和私人通信系统“微信”(又称WeChat)。在过去十年里,他已经拥有了几百万名关注者,并以批评中国缺少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而著称。

9月,广州当局拘押了彭和平,因为他协助印刷一本献给已故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诗集。彭被控“非法经营罪”。

作为公共话语敏感程度的一个标志,审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阻止了多个版本的维尼熊卡通形象,因为互联网用户(“网民”)用它来代表习近平主席。同样的,政府还阻止用流行的但具有冒犯意味的绰号来称呼朝鲜总统金正恩。在互联网搜索这个名字得到的信息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能显示。”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审判了吉林的一名男子,因为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帐户上发布了一张穿T恤衫的自拍照,T恤上称习主席为“习特勒”。类似的案件还有,广东当局逮捕了一名男子,因为他在即时通讯应用WhatsApp上发表了有关习近平的负面评论。

11月通过了一条法律将在公开场合对国歌表示不尊重视为犯罪,可以判处3年以下监禁并丧失政治权利。这条新的法律与已有的在公开场合亵渎国旗可导致监禁的法律相对应。

出版和媒体自由:中共和政府继续对所有的平面、网上及广播材料保持最终控制权。只有官方媒体机构才能得到政府批准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或其他被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尽管中共及政府没有对所有出版和广播的内容作出详尽指导,但却保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来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某个问题,或者干脆下令禁止报道。在2016年被广泛报道的习主席对国家主要媒体的一次访问中,习告诉记者们,他们是政府和党的“宣传阵地”,他们必须“体现党的意志”、“维护党的权威”。

政府通过其负责广播出版的管理机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继续严格监管出版和传媒,包括电影和电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监管网上新闻媒体。出版任何图书和杂志仍旧需要国家颁发的出版号;出版号收费高昂,而且往往难以获得。与过去一样,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广播媒体和图书出版商都隶属于党政机构。为数不多的印刷出版企业拥有一些私人股权,但是没有民营性质的电视台或广播电台。中共指示国内媒体不要对某些议题进行报道,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

记者在被政府严格管控的环境中运作。尽管中国不断增长的互联网用户要求用最新技术来讲述有趣的故事,政府当局对那些新技术(例如网上直播)实施管控,压制新的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

由于中共不认为互联网新闻公司是“官方”媒体,这些公司都受制于会削弱其运行的法规,并且被禁止报道潜在的“敏感”消息。据全国记者协会2016年在国家新闻媒体上的最新报道,中国有23万2千925名具有正式资格的记者。只有1158名从事网络新闻工作,其中大部分都任职于诸如新华网或中国日报网等国营媒体。这并不意味着网络媒体没有报道重要消息。事实上很多网络媒体都通过创造性手段来分享信息,但是他们必须限制自己的方式和话题,因为未获得官方批准。

暴力与骚扰:政府经常妨碍媒体工作,包括阻挠公民记者。一些记者报告说,在报道敏感话题时会受到人身攻击、骚扰和恐吓。政府官员使用刑事起诉、民事诉讼和包括暴力、拘押和其他形式的骚扰在内的其他惩罚手段来恐吓作者和记者,以阻止他们就广泛的话题发布未经批准的信息。

海外记者的家人也面临骚扰,时有拘押发生,藉此来报复他们海外亲属所做的报道。记者如果发表质疑政府的观点可能会面临降职或失业。在很多情况下可能的信息源会因为实际存在的政府压力或对政府压力的恐惧而拒绝与记者会面。尤其原本一向是信息来源的学术界人士越来越不愿意会见记者。

维吾尔族网站管理员尼娅·阿扎特继续因“危害国家安全”罪服刑。其维吾尔族网站管理同事迪尔沙特·佩里亚即将获释,但年底前没有关于他案件的信息。本年度还有其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记者被投入监狱。

6月,四川省警方逮捕了公民记者杨秀琼,因其在被禁的民权网站“64天网”上的工作而指控其犯有“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罪。该网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网站创始人黄琦,已于2016年被捕,现仍在狱中。7月4日,四川绵阳的一个法院驳回了“64天网”的工作人员王淑荣的上诉,她因“聚众闹事”的罪名而被判6年监禁。有媒体报道说,该网站的义工廉焕力自5月起失踪至今。

8月3日,云南大理一家法院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决公民记者卢昱宇4年监禁。2016年6月,在卢和他的同伴李婷玉用数年时间收集编写了“群体事件”每日清单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之后,当局逮捕了他们(“群体事件”是官方对抗议、示威和暴乱的叫法)。据报道,公安官员曾殴打卢,随后他以绝食来抗议自己的待遇和无法见到律师的遭遇。政府秘密审判了李,4月将她释放,并未宣布对她的正式裁决。

8月14日在天津,两名美国之音(VOA)记者在试图报道对在押异议人士、博主吴淦的庭审时被殴打,并为莫须有的原因被关押4个小时。在他们接近法院的时候,10名便衣人员上前搭话,动手逮捕了他们,并没收了他们的便携式电脑和照相机。警察把他们带到拘留所,指控他们殴打了一名逮捕他们的人。四个小时后,他们与被归还的个人物品一起获释,相机中的照片已被删除。

外国驻华记者继续面对艰难的报道环境。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12月收集的信息显示,绝大多数记者认为中国的报道环境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记者认为与上一年度相比情况有所恶化。与2016年只有百分之25的记者认为情况恶化相比有所升级。同样的,认为自己在试图采访时曾遭受过政府官员的干扰、骚扰或暴力行为的记者的比例从百分之57增加到大约三分之二。

中央和地方的中共宣传部门对外国记者仍然施加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在敏感时期和周年纪念日。外国记者站报告称,外国新闻机构在当地聘用的员工也受到官方的骚扰和恐吓,这成为外国记者站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有近三分之一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成员在回应该协会的调查时说,他们的中国同事遭到了当局的压力或暴力。此外,外国记者协会的成员还报告说,他们的雇员和驻地遭到了人身和电子监控。

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及其团队到湖南省报道一名上访者试图到北京抗议的事件时,遭到一群拒绝说出自己身份的男子的人身攻击,记者的相机设备被损毁。随后,在穿制服的警察和政府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这些男子以更多暴力行为相威胁,强迫BBC团队签署了书面检讨和道歉。

8月23日,便衣警察在《环球邮报》记者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在新疆作报道时拘捕了他,并将他扣留了数小时。警察短时扣留了他的电脑并检查他的照相机储存卡中的照片。将他释放以后,警察跟踪了120英里直到他回到旅馆中。

11月,新疆当局拘押并审讯了两名外国记者,扣留了他们一夜并要求他们交出照片和文件。早上他们终于释放了记者,并坐火车跟随他们到下一个目的地,在那里地方警察和外国事务办公室又骚扰了他们,所有的宾馆都不让他们入住。当局让记者们在宾馆的大堂里醒着过了一夜,因为他们“不准在那里睡觉”。

12月14日,北京的保安人员殴打了两名试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的韩国记者,其中一名记者被收治入院。

外交部官员继续把特别约见用来作为大多数记者更新记者证手续的一部分。在这些约见中,官员对记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少报道人权问题,提醒记者不得逾越的报道“红线”,在有些情况下还威胁他们不予更新签证。许多外国新闻机构在扩大其业务范围时继续遭遇麻烦,原因是新的职位难以获得签证。西方媒体公司越来越不愿公布这些问题,担心会引发政府进一步的反弹。

10月25日,当局阻止《纽约时报》、《经济学人》、BBC和《卫报》的记者们参加一场记者会,中共在该会议上公布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当局允许其他外国记者参加,却将上述媒体记者排除在外,似乎是因为他们过去所做的报道。

当局继续对在外国媒体机构中供职的中国公民实行严格限制。外国媒体机构中国籍员工行为准则用开除或取消资格来威胁那些进行“独立报道”的中国员工,指示他们向其雇主提供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信息。多名外国记者协会成员报告说,他们的本地员工被安全人员召见,感到极为可怕。

报道商业问题的传媒机构相对受到较少限制,但是宣传官员的事后审查体制鼓励编辑们做自我审查,以避免无意中刊登未经授权的内容而受到处罚。

中国以外的中文媒体机构报告说受到中国政府的恫吓与财务威胁。例如,位于澳大利亚的《看中国》业主说,中国官员反复威胁在该报纸上做广告的中国公司。在一次事件中,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连续两周每天都到一个公司去。其他中文媒体与中国新闻社签署了协议,该机构是中国第二大国有新闻机构。

审查或内容限制:中国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授予各级政府宽泛的权力来根据内容限制出版,包括规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报道特定问题。尽管外交部每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基本上是对外开放的,国务院信息办公室也安排了其他政府机构的发布会,但记者不能自由地参加其他新闻活动。国防部继续有选择地允许外国媒体偶尔参加新闻发布会。

供本国记者使用的官方指南通常语焉不详,宣传官员可随意修改,并可追溯执行。宣传部门强迫报社开除发表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文章的编辑和记者,并暂停或取缔出版物。记者、作者和编辑进行广泛的自我审查,尤其是因为宣传官员进行出版后审查并实施不同程度的责罚。

中共的中宣部要求媒体严格按照权威部门提供的信息来报道官员涉嫌贪污受贿的案件。本年度中,中宣部就多个重要事件发布了类似的指示。指示往往警告说不得报道与党和官员的声誉、健康与安全以及外交事务相关的内容。例如,在朝鲜的核试验之后,宣传部指示媒体关闭社交媒体平台上所有的评论功能,要求媒体低调处理该新闻,并命令他们照抄新华社的报道。此类命令还包括了媒体机构不得自行调查或报道的要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强化了关于互联网出版物可传播内容的规定,并重申了已存在很久的规定,即只有持官方许可证的新闻媒体才能从事原始报道。

在上半年,湖南省当局视察了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之一湖南电视台,并警告说,它太注重娱乐性,没有遵循中宣部有关媒体要高举共产党旗帜的要求。

9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了十几个有关电视节目内容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的基本目标是防范对政府政策或官员的负面报道。此外,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还计划要增加制作“大量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英雄的电视剧”。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报告说,外国记者基本上仍然无法进入西藏自治区、其他藏区或者新疆从事报道而不受到严重的干扰。那些参加了由政府组织的到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旅行的记者对受到的限制表示不满。在那些试图从上述地区报道的人中,有百分之75报告说在两个地区都遇到麻烦。西藏是正式被限制的地区,而新疆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对记者有同等限制。试图在其他敏感地区做报道的外国记者也遇到无法进入或受到干扰的问题。此类敏感地区包括朝鲜边境、与共产党成立有关的各历史重地、近期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以及其他发生社会动荡的地方,包括北京。

当局继续干扰美国之音(VOA)和自由亚洲电台(RFA)。尽管收听受到阻挠,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仍然拥有大量听众,其中包括人权活动人士、普通公民、英语教师和学生,以及政府官员。

主要局限于宾馆和外国人聚居区的外国电视新闻也会受到审查。外国报纸和杂志发表的文章如果被当局认为过于敏感,有关期目也会被禁。国际杂志中与敏感话题有关的文章被删除。电视广播中与敏感事件有关的部分被黑屏。

就政治敏感事件的报道而言,对中文的审查最严格,其次是英文,然后才是其他语言。政府禁止一些被认为过于敏感的国内外电影在中国上映,或者会将有关部分删除才允许上映。根据政府规定,在中国放映的每外国部电影必须获得当局授权,每年总数不得超过38部。

当局继续禁止出版他们认为内容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图书。法律仅允许获得政府批准的出版社出版图书。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控制了所有出版物的经营许可。未经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有关省级出版机构批准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或电子出版物不得出版发行。未经政府批准试图出版的个人面临监禁、罚款、没收图书和其他形式的处罚。中共控制出版行业的手段还包括事先将某些议题列为国家机密。

3月,政府颁布了禁令,禁止销售未获得进口许可的外国出版物。新的规定影响到了倍受欢迎的网上购物平台淘宝网。该网被禁止提供未经政府批准的“外国出版物”,包括图书、电影和游戏。该公司在其网页上发布的声明称:“淘宝停止销售外国出版物”。

2月,浙江省的一个法院判决了两名销售禁书的书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北京某社交媒体编辑戴学林被判处5年监禁,他的伙伴张晓雄被判处3年半监禁,罪名是“非法经商”。他们曾经销售未经大陆授权的香港图书。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去世之后,政府审查了公共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的相关词汇和图像。除了刘晓波的名字和图像,其他的诸如“安息”、“灰色”、刘的作品语录、蜡烛的图像,甚至蜡烛的表情符号,无论是在网上或在发到社交平台上的个人信息中,均被阻挡。试图取得被审查内容的结果是得到一条信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内容无法显示。

互联网自由

政府严格控制并高度审查国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7月发布的正式报告,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达7亿5千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54.3。该中心还报告说,上半年增加了1千992万个新用户,其中大约2亿100万来自乡村地区。据主要媒体公司估计,有6亿2千500万人,多数为城市居民,都是通过社交和网上媒体来获取新闻。

尽管互联网非常普及,却受到严格的审查。政府在全国、各省和地方继续雇用成千上万的人来监督电子通讯和网上内容。据报政府还聘用人员在各种网站上推广官方观点、反击有不同观点的人。互联网公司也雇佣数千审查员来执行中共和政府的禁令。

本年度,政府发布了多项新规定来收紧对互联网言论和内容的控制。这些规定增强了政府对网上直播、公告栏服务、即时通讯应用、群聊以及其他网上服务的监管。政府还出台了可以加强政府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控的规定草案。2016年制订的针对公众评论的规定草案尚未完成,该规定将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网上发布的监管。

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允许政府“监督、保护和处理源自国内或国外的网络安全风险及威胁”。该法第12条将使用互联网“制造或传播虚假信息以干扰经济或社会秩序”视为非法。该法还立法允许安全机构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中断某个地理区域全部的通讯网络,尽管在该法通过之前当局已经行使了这个权限。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终完成了有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规定,要求网站、移动应用、论坛、博客、即时通讯服务以及搜索引擎都要保证对政治、经济、外交的新闻报道或评论都服从官方对“事实”的认定。这些规定将对传统媒体行之已久的控制扩展到了包括网络及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以保证这些新闻来源都服从共产党的指令。

6月,北京网络空间管理局引用关于创设一个“积极向上的主流媒体环境”的规定,迫使一些公司关闭明星八卦社交网络帐号。被关闭的帐号包括了其微博帐号拥有700多万粉丝的“中国第一狗仔”卓伟。提及同性恋、使用准确的科学术语描述生殖器都被禁止。一些涉及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两性人、性别以及青少年健康问题的作家都对如何能够继续工作而不被关闭表示关切。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网上直播的新规定于7月15日生效。所有的直播平台、商业网站、门户网站以及应用按要求都必须在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注册。有执照的中央媒体及其附属机构不需注册。该年度中,政府公布了关于打击直播内容的细节,详述了关闭几十家违规直播账户的做法。

9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听内容进一步设置了限制。新的规定要求在诸如微博和微信等博客或即时通信平台上传送视听材料必须具备特别许可。平台管理者直接负责保证用户发布的内容符合其许可范围。这包括了电视节目、电影、新闻节目以及纪录片,而很多网民只通过社交媒体渠道来消费这些内容。规定禁止上传任何业余人士制作的、符合新闻节目定义的内容。

工业与信息技术部本年度发布了两个指导意见,限制使用未经授权的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这是政府长期以来打击网上言论和内容的一部分。工业与信息技术部的这个行动针对的是个体而不是企业的虚拟专用网络用户。工信部官员在7月2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需要让大公司和其他用户保留使用经过授权的虚拟专用网络的能力。但是,很多小公司、学术界以及其他人士对在经授权的虚拟专用网络上传输通讯的完整性表示担忧。这些指导意见反映了政府针对使用未经授权的虚拟专用网络更为强硬的立场。

该年度颁布的新法律法规伴之以大量的受到这些限制的网民的存在,严重限制了互联网自由。由安全机构和宣传官员强行制定的更为紧缩的法规形成了新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只允许一些网络流量获得商业利益,同时却严重扼杀了政治观点。

GreatFire.org是由活动人士管理的一家监控中国网上审查的网站,它报告说,他们监视的国内数千个域名、网络链接、社交媒体搜索以及网际协议地址仍然被屏蔽。除了屏蔽脸书、推特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网络之外,政府还继续全面屏蔽谷歌的电子邮件、图像项目、地图服务、日历应用,以及油管(Youtube)。其他大量被屏蔽的网站中还包括Pinterest、 SnapChat、Picasa、 WordPress,以及Periscope。在无数个新闻和社交媒体继续被屏蔽的同时,被审查过的网站中存在着大量的赌博和色情网站。

政府审查人员继续屏蔽与敏感话题有关的网页或网上内容,诸如台湾、达赖喇嘛、西藏、1989天安门屠杀以及所有与“巴拿马文件”有关的内容。除了国际大赦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的网站被屏蔽,一些国际媒体的网站,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等,仍然年复一年被屏蔽。此外,7月里最后两个源自国外的主要中文新闻网站也被屏蔽,一个是《金融时报中文版》,还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它们消失以后,中国大陆所有的中文报纸网站都处于中共控制之下。

当局继续大批监禁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观点的互联网作家。8月,以笔名“超级低俗屠夫”著称的博客写手及活动人士吴淦在天津法院因“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审判。吴在审前即被拘押了两年,无法与其家人委托的律师联系,而且有证据显示他在被监禁期间曾经被遭受酷刑。在此期间他的父亲也曾被羁押过一些时间,后来免于起诉并被释放。在审判之前吴发布了一个视频声明,否认自己做了任何错事并称对其审判是一场“闹剧”。对他的审判秘密举行,随后法院发布公告说吴“已认识到他的行为违反了刑法”。12月26日,法庭宣判吴8年刑期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决之后,吴发布了一个声明,再次说他曾遭受酷刑并且指认了对他施暴的人。家人和朋友相信他之所以被长期羁押以及被判冗长刑期都是因为他拒绝承认有任何犯罪行为,也不肯收回对酷刑的指控。

此外,对外国网站、记者以及政府禁止互联网用户访问其信息的新闻机构进行网络攻击的报道也持续不断。和过去一样,政府有选择地屏蔽由外国政府运营的网站,其中包括卫生组织、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的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社交网站以及搜索引擎等。

尽管这种审查能够有效地使普通用户远离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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